火凤凰(18)_秦德君

一八

　　宽阔的长江江面上，船儿逆水而上。我受尽折磨的灵魂与身体都奄奄一息，沿途屡屡昏迷与休克，不得不上岸在武汉、宜昌、万县住进医院。在万县，路费耗尽了，好在那里离我家忠县只有280里水路，侄儿由陆路回家要钱来接我。我到家已是秋凉时节了。

　　我离家已12年。这次，不是荣归故里，而是穷途未路回家了。当家做主的二嫂子不欢迎，牙尖嘴利的，逼我立刻走人。妈妈看到我太瘦弱，忙着给我煎银耳，还要把省下来的一笔钱寄到上海，接女婿茅盾来家见见面，然后再叫我们俩一道回上海。妈妈说着说着把先我而到的茅盾寄来的两封挂号信给我看，信里有我和他最后分手时照的6寸照片。

　　二哥秦仲文大病初愈，为着二嫂对我不好，通宵与她争吵，全家不得安宁，再加上有人在外扬言，说我是从苏联派回来搞“赤化”的，要迫害我。此人的根据是两年前茅盾在东京和我起程去京都前曾给我妈妈写信，说我和他一道到莫斯科去了。妈妈原来联系我读过的小学，让我去教书，免得我寂寞。现在情况危急，不得不把我装扮成死人，黑夜里用滑竿抬出城，放夜船，由二哥护送到丰都——传说中的“鬼城”，我再“复活”，由鬼变人，乘汽艇赴重庆，住到姑妈家里。她的儿子熊福田是“红色律师”，对我来说很安全。

　　我的处境好比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走投无路，心力交瘁，病魔乘虚而入。先是腰疼得站不起来，继而恶性疟疾等多种疾病接踵而至。我的本家哥哥秦仲高特意把我接到他家养病。我不断地发高烧，卧床不起，百般医治无效，衣、衿、棺、椁均已准备齐全。后来秦仲高请来“松蓬”活佛，他用从西藏带来的药物，把我从死亡线上救活过来，这已是1934年10月了。

　　从前，茅盾三天两头给我写信，表示惦记我的身体，一再重复他的誓言，四年之后团圆。我有时相信，有时又不相信，因为他是个孝子，事事都顺从母亲，自己做不得主。我也经常给他回信，但是从他的来信中，我发现他根本没收到我的信。我知道，信被他的家人扣了，再也到不了他的手上了，便不再回信。我病重时，茅盾一连来了几封信，本家嫂嫂秦仲高夫人替我回信，告知我已危在旦夕，他以后便只来过一封信，说是他已搬家，但并未写明新的地址，从此杳无音信。

　　我一病四年，恍惚又是一世人了，回忆往事，肝肠寸断。原先茅盾与我相约分别四年即团聚，如今四年已过，所谓“百年之好”，什么“此生不爱第二人”，当初信誓旦旦，统统化为泡影。我愤而撕毁了分手时合影的6寸照片，烧毁了我四川以后他给我的一系列信件。他走他的阳关道吧，我还有自己的革命前程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南京沦陷，蒋介石把重庆定为陪都。茅盾也辗转来到重庆，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不是冤家不聚头，有几次我同茅盾不期而遇。

　　1938年在重庆天官府7号，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大门口，那天阴雨绵绵，我穿着玫瑰红晴雨两用衣正要进门，冷不防同正从里面出来的茅盾撞个满怀。他手里拿着黑雨伞。我们不约而同地都站住了，彼此都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喉头梗塞住了，他低下头去，不敢正眼看我。他还是那般消瘦，那般憔悴，我倒有些可怜他了。我想，他大概以为我早死了，现在居然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他的惊诧和内疚可想而知。后来我对胡风说，看茅盾那副穷相，很想在经济上帮他一把，但遭到胡风的激烈反对。他认为茅盾对不起我，不值得帮助。

　　又有一年为南社诗人柳亚子祝寿，也是在天官府街7号。满满四桌骚人雅士开怀畅饮，觥筹交错。茅盾忽而站起来，毛遂自荐地代表寿翁巡回敬酒。他原来坐在我背后一桌，同我背对背，这一转身站起来，就和我面对面了，我坦然正视，恰巧他在习惯性地偷眼觑我。两人目光相撞，他立刻把目光闪开了。唉，何不大方一点呢？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上海为郭沫若祝寿，在郭家客厅酒宴上，同样的情景又重演了一次。

　　1946年夏天，在上海花旗银行大厅里，为李公仆、闻一多追悼会开筹备会。因为忙女儿秋燕去解放区的事，我已四个夜晚没有休息，困倦极了。在主持人宣布开会前一会儿，我把头歪靠在手提皮包上几乎睡着了。茅盾迟到，是最后一个人场的人。他一进来就挨个握手。他来到我跟前，伸出手来。我心里有气，假装睡着，没答理他。四座愕然。散会后，就有人议论，说什么“秦小姐好骄傲啊！茅盾走到她跟前，她竟然刮茅盾的胡子——不理睬！”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从事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电刑，我都没有屈服，没有出卖同志，保守了党的秘密，敌人一无所获。1949年5月，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我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解放军进军神速，把我从敌人屠刀下解救出来。但是许多朋友都以为我已经牺牲了。

　　四　余波阵阵

　　1949年8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我住在北京饭店二楼17号房间。有一天清晨，我到阳台上活动锻炼，忽然发现三楼的阳台上有人。我仔细一看，茅盾！他双手扶着栏杆，笑吟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原来他就住在我的头顶上。我当时百感交集，难以自持，转身回到房里，久久不能平静。可是就在筹备会议期间，有一天会上突然宣布我是叛徒，在国民党监狱中有出卖组织的行为，说是上海公安局来的材料。同时宣布撤销我的第一届政协筹备委员资格，令我接受审查。我奋起抗辩，向统战部申述。许多人不了解情况，对我立刻变得冷冷的了。这时，阳台上再也看不见茅盾含情脉脉的笑脸了，连背影也看不见了。电梯里上上下下，尽管有时我和他面对面，肩并肩，或是背靠背，他都如同陌路人一般。也许是他胆小，怕沾边惹上麻烦吧。

　　1950年，组织上给我作出“没有出卖组织”的正式结论，安排我在教育部工作，并且从第二届政协开始，一直到第七届，我都是政协委员。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