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17)_秦德君

一七

　　三　樱花凋零

　　1929年冬，日本大检举开始了，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平常教我日语的中国留学生漆湘衡、袁文彰被捕，和我们经常来往的沈起子也被捕了。从此，流亡在京都的红色青年纷纷回上海，就剩下我们两人。但茅盾坚决不肯回国，只要我一提起回上海，他就抱着我痛哭流涕。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为什么如此。

　　高原町如今已变得冷清寂寞。我们迁到热闹些的一所二层楼房，每月房租24日元，比高原町的贵4倍。楼下有花园，园里有无花果树，果实累累。茅盾很爱吃无花果，他总是笑眯眯地向我作揖，求我上树摘给他吃。他还喜欢吃漆湘衡夫人从四川捎来的腊肉，可只有我亲手烹调的腊肉他才爱吃。虽然我俩情深意长，但异乡的孤寂，加之通货膨胀，生计日感拮据，不得不作归计。

　　1930年4月初，我们回到上海。先住了三天旅馆，后搬到杨贤江家里，住在他家的三层楼上。借来两张三屉旧条桌，两把木板桌子，一张摇摇晃晃的双人床。我和茅盾一起到景云里去看望鲁迅，他又帮助我和茅盾一起参加“左联”。我们还看望了茅盾的母亲，茅盾的卢表叔，又到他的好友郑振铎家里和商务印书馆的旧友欢聚。

　　为了生活，他写文章，我给他抄写，此外我还继续学习翻译。由于茅盾的面子，开明书店和我订约翻译一部日文《中国戏曲小说史》，10万字，预支稿费500元，作为临时生活费用。我翻译到两万多字时，又怀了茅盾的第二个孩子。这时，茅盾原来的妻子孔德氵止常来哭闹，搅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加上茅盾的母亲坚决主张茅盾恢复她一手操办的婚姻关系，同孔德氵止破镜重圆，而茅盾素来很是孝顺，这时左右为难，很是揪心。我的侄儿秦国士当时正在“中国公学”上学，眼见我们这样贫困，日子过得又不舒心，也力劝我暂回四川老家看望母亲。

　　这时，我开始感到茅盾在态度上，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他说话有时说一半留一半，心神不定。一天，杨贤江的夫人告诉我，她在先施公司亲眼看见茅盾和孔德批两人带着孩子在买东西，她说：“他们蛮好呢！”我听了不做声，心想，茅盾当着我的面，对孔德氵止不理不睬，躲得远远的，如今又背着我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有一回，茅盾外出说是办事。我闯到茅盾的母亲家里，发现这两人正在说话。后来，孔德批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给他送吃的、穿的，茅盾还去接她。这时，上海的小报上，出现了一些骂我的文章。我估计，作者一种是偏向孔德氵止的，一种是对茅盾有看法的，唉，我一个革命的女子，何必讨这份闲气！我提出分手。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是不舍，但又想放个试探气球，看看茅盾是啥态度。茅盾先是不同意，后又说，暂时分手也罢，要求同我订四年之约，他以四年来写作，将稿费支付离婚费，我俩再图百年之好。我哪里下得了这个决心呢？他再三再四地恳请。

　　我被茅盾纠缠不过，也心疼他辛劳憔悴，日子过得不安宁，而且寄居在杨贤江家也非长久之计，只好同意他的四年之约。我从心底爱护他，又舍不得他，他拖着我到附近照相馆合照了一张6寸照片，作为暂时分手的纪念，两人各持一张以志不忘。茅盾后来送给胡风的就是这张。我们还约定四年团圆后，再续完《虹》的后半部。这是1930年8月的事。大计已定，我约茅盾和孔德氵止一起到虹口公园见面。

　　我和茅盾又一起去看望丁玲，对她说明我们的决定，暂时分离四年。丁玲坚决反对，她认为那样对我不利，也不公平。但事已至此，咋能反悔呢？

　　回头来，茅盾按计划护送我到福民医院，仍找日籍医生“板板”做人工流产手术。就这样，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被“谋杀”了。他扶着我上手术台时，两眼泪不干，嘴里直喊“妹妹！妹妹！”双手搂着我的肩，心疼得痛哭流涕。他在医院陪了我三天，洒不尽的泪水。离开医院时，他情意绵绵地要我写个简历捎去，说要为我联系组织生活。他的关切使我深受感动。

　　没想到，一星期后，我只身从医院回到杨贤江家的三层楼上，哎哟哟，四壁萧条，人去楼空，倍感凄凉。我顾不得休息，下楼去找杨贤江。他沉重而又惘然地沉默很久，慨然叹息说：“北欧运命女神上当啦！‘四·一二’政变后，党的工作转人地下。沈雁冰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在上海进步的文坛上引起批判，待不下去了，才去日本的。他已经离开了组织了。”茅盾的好友樊仲云愤愤不平地说：“雁冰这样做，太不对了。”

　　我的天哪！忽然这样一个晴天霹雳，我顿时感到天黑地暗。我原以为，茅盾一直是个共产党员，我失落了组织关系，见到他，他就可以为我证明，这样，我也就有了组织关系。谁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政治生命被摧折，爱情给狗吃了，我还有什么前途呢？我的心百孔千疮，血流不止。我转身回房，顺手拿了两小瓶安眠药片，那是茅盾忘带走的，共200片，打开晒台上的自来水管用手接水，把200片全送进肚里。我只叹自己有眼无珠，认错了人，真是红颜薄命啊！这是1930年8月，我和茅盾在杨贤江家只住了四个多月。

　　当我苏醒过来，站在我病床前的白衣大夫说：“这是红十字医院，你来了一个星期了。”我看看胳膊上打强心针的创口，肿得像个皮球。我大哥秦希文烈士的儿子秦国士当时正在上海学习，他蹲在地板上给我揉肿块。他说，奶奶（即我母亲）已经12年没看见我了，天天在家哭，想念我。他恳求我回四川老家去。我一想，在上海也实在呆不下去了。经济上，没有来源；政治上，又失去了党的关系；生活上，惨遭不幸。再加上当时上海的小报上，风言风语，对我横加指责，我身单力孤，哪里抵挡得了？还是回家吧，回到妈妈的怀抱，在她的爱抚下，将息将息吧，我已身心交瘁。于是，出院以后，秦国士背我上了船，登程回四川。上船的时候，茅盾前来送我，还带来些路上吃的东西，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我当时只看了看他，没有力气说话，心里很是酸楚，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四年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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