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122)

一二二

　　八月，沫若两次到上海参加外事活动，这位“接客先生”是身不由主，不得不强颜欢笑，激昂慷慨地发言：要投身到当前的斗争中去，要加紧改造自己，内心深处却对这场突起的风云变幻，十分的捉摸不透。月初，正是他在上海时，数月前刚见过面、谈过心的叶以群，因忍受不住残暴的迫害而跳楼自杀了。接着二十四日，在整个抗战期间，与他亲密合作的战友老舍也受不了侮辱与鞭笞，投河身亡了。夜晚，沫若独自坐在藤椅上，虽是八月“秋老虎”的天气，他却觉得阵阵寒气逼人，与立群默坐相对无言。他知道她在为老舍心痛得刀绞似的，为絜青牵肠又挂肚，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呜呼！当沫若获悉傅抱石家被抄，画被洗劫一空时，这是他自一九六五年九月惊闻抱石突然病逝的消息后，又一次为中国美术界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而悲痛不已。他只对秘书说了这样两句话：“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解决抱石家的困难，拿不出钱，就把我的书籍字画卖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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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时慧：《怀念》，《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一九六六年余下的时日，沫若是在参加毛主席检阅“文化大革命”大军的活动，与接待外宾中度过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掀起所谓“一月风暴”，公开揭开了“夺权”的帷幕。四月，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见报了，这哪儿是在批什么反动影片，完全是为了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五月，《五·一六通知》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人民日报》还刊载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的大局似乎已定。

　　沫若的“大局”也已定，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竟然删去了“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这句话，这对沫若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觉得凶猛的黑潮恶浪正在向自己席卷而来，他感到迫切需要进一步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的决心。于是在六月五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不仅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而且说：“请允许我把我的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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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这一年，沫若接受的又一大任务，就是给各个大学的某某战斗组复信，回答他们就《毛主席诗词》注释所提出的问题，有时还需要校阅他们的注释稿。这项任务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对待“红卫兵”小将可不能怠慢，他一直是谨慎行事，有求必应的。

　　然而险恶的浪潮还是没有放过沫若，它吞噬他心爱的儿子，也齿啮了做为父母的一颗伤透了的心。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沫若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一天！这天一清早，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一帮别有用心的家伙，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把在该校读书的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三个孩子郭世英绑架了去，并关押起来。世英最喜欢文学，在他身上较多地继承了父亲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喜爱写诗、写剧，也特别爱思考，常把自己所探讨的问题提出来向父亲求教。他有缺点错误，却真诚地知错必改。因此沫若也就特别疼爱这个性格直爽又很有思考能力的儿子，外出，也尽可能常把世英带在身边。沫若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自然他也明白，当今的世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望着近乎癫狂了的立群，沫若不知该怎样安慰她才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郭民英。他是世英的弟弟，一个有相当音乐天资的孩子，靠自学小提琴曾被录取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由于觉得自己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起步晚了，心情时常比较懊丧。不料，《内参》上刊载了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给毛主席的信，其中提到郭民英把家里的录音机搬到学校里去搞“特殊化”，民英觉得精神压力更重了，便决心放弃音乐专业，到解放军这所大熔炉里去接受锻炼。他在部队中表现积极，很快成了中共预备党员，然而，忧郁型神经分裂症的病魔日益猖獗地缠住了他，以致在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个早晨，他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沫若与立群只得将自己无以名状的悲哀，寄托在一块印着翠竹的方巾上，写上爱子的名字和生卒年，让葱绿的竹叶陪伴着民英的骨灰；同时他们受伤的心灵还得承受着“没有教育好子女”的压力，沉重地颤抖着。^①如今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症的立群，再也经不住更多的刺激了。她只是重重复复地喊道：“让他们来批判我们吧，孩子们是无罪的啊！”^②她知道沫若晚上还要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沫若，要跟周总理提一提世英被绑架的事，无论如何得请求他营救无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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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86年5月13日郭平英复笔者信。
　　^②胡絜青：《悼亡友于立群》

　　晚上，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总理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望着总理显得消瘦的面庞出神。恩来，这两年多以来把你累得够呛，寿斑骤然增添了这许多，你这脑袋里，一天要装下多少事，有多少头绪要你理？我怎么能忍心给你增加麻烦哩！世英啊，世英，别用这副冷峻的眼神盯着我，你最了解爸爸，会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向总理开口。你并不盼望会发生什么奇迹，但为什么要这样望着我？你以为儿子在吃皮鞭、棍棒，做父亲的真能无动于衷吗？外宾的谈话声、笑声虽然不断，沫若却感到要把握住对方话语的内涵真是太吃力了，比攀上一座高峰还要累。他实在很难使自己的思想集中，总理、立群、世英的面影不时交叉又重迭在一起。他那本来就重听的耳朵，很难区别开他们三人的声音，恩来宏亮的嗓音、幽默的语调不时被立群伤心的喊叫所打断：“让他们来批判我们吧，孩子是无罪的啊！”一会儿又被世英嘶哑的抗议所掩盖：“我没有罪！为什么不容许我讲真话？”带钩的皮鞭，苍白的脸庞，鲜红的血迹，母亲失神的眼，恩来脸上密集的寿斑，……一切在旋转，一切在倾斜，沫若竭力支撑着身体的重心，才不致使自己滑跌下去；他也竭力紧闭自己的嘴，才免使“世英”的名字从自己心中飞蹦出来。外事活动结束，沫若在回家的路上怅然有所失，他清楚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还是有所得，因为他今晚在天平上秤出了一个父亲与一个共产党员的比重。

　　回到家中，虽然已是深夜，一家大小都还没睡，他们在等待沫若跟周总理汇报后的消息。当立群得知沫若根本没向总理提过一句关于世英的事时，她的悲愤忍不住化成埋怨与责怪，冲着他而来了。望着情绪激动的妻子，沫若沉默着。对一个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孩子免受灾难的母亲，她的悲恸与绝望，他深深了解，一时既没有言语能安慰她，也没有什么话为自己辩解，只是沉默着，过了好半晌，才吃力地迸出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便再也说不下去了，只得站起身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他不愿在妻子、孩子面前流露自己遏制不住的感情，是啊！再不能增加他们心理上的负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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