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53)

五三

　　盼啊盼，盼到八月十三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当地驻军奋起反击，终于推动全国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夜晚，沫若从公寓的窗口清晰地看到，中日两方的铁鸟在空中决着雌雄，大炮轰鸣，机关枪声密集，炸弹声彼伏此起，火光映红蓝天。多么伟大而神圣的战斗呵！“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再生。”沫若无比兴奋，心律随着战声或紧张或弛缓，他几乎不加思索，诗句便涌上笔端：

　　战声的一弛一张关系民族的命运，
　　我们到底是要作奴隶，还是主人？
　　站起来呵，没再存万分之一的侥幸，
　　委曲求全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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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战声集·战声》。

　　“国亡与亡，国存与存”，沫若磨拳擦掌，誓为民族的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与夏衍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了《救亡日报》，自任社长，由夏衍和阿英分任主笔和主编。他不但亲笔题写了刊头，而且撰写了不少评论、杂感、诗歌和战地通讯，广大读者争相购阅，以致报摊上常有人不说买什么报纸，而只讲“买郭沫若”。《救亡日报》大大鼓动了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情绪，广大读者纷纷送来丝棉背心和各种慰劳品，要报社转交前方抗日将士。一时间，《救亡日报》所在地南京东路慈淑大楼（今东海大楼）四楼成了抗日军民的联络站，各界人士主动与报社通信息。九月二十八日，薛祚光旅长从宝山罗店来信，对郭沫若自称“敬慕先生的战友”，报告该旅坚守西南阵地，与日寇“大小战不下十多二十次”的情况，表示“我们所恃以抗敌的，是牺牲精神”，这是“永远无限止”的，因而敌人准会溃败。^①十月初旬，诗人任钧自镇江来信，详述在京沪间的要冲所见所闻。^②《救亡日报》大量刊载这类实际采访的战地通讯和特写，而从不刊登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显示了与其他报纸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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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37年10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
　　^②见1937年10月12日上海《救亡日报》。

　　沫若自己亦常亲往前线访问、慰劳抗日将士，陆续写了不少通讯和访问记。“炸裂横空走迅霆，春申江上血风腥。”他不畏迅霆，迎着血风，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东奔西走。想当初参加北伐南征，到如今“十年退伍一残兵”，归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入阵营”。早在八月间，他就领衔与杨朔、孟十还等四十余人发起“投笔从军”宣言，这一消息曾轰动了不夜城。^①之后，他风尘仆仆地一会儿往浦东慰问张发奎部属，一会儿又去昆山扣访陈诚（字辞修，1896—1965）、冯玉祥（字焕章，1882—1948）、薛岳、黄琪翔（1898—1970）诸将领，就抗日斗争形势和部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交换了意见。冯玉祥希望郭沫若做一篇文章，谈谈为什么当年北伐军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援，而现在的国军却遭到冷遇。沫若说：“这正是我跑来想要跟你们谈的问题。”他从北伐时代国共合作尚未破裂谈起，说到那时候军中政治工作和后方民众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形之下，“目前的民众是效命有心而出力无路，他们并不是冷淡，只是有所期待。在我看来，政策要鲜明，要信赖群众，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及早恢复，民间组织应及早开放，怕是保证胜利的最切要的事情吧。”老将军连连点首，颇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慨。沫若还应张发奎、陈诚等人的要求，分别为他们组织了战地服务团，一个由钱亦石任团长，另一个由袁文彬任团长，成员都是爱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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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第14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听到了这些消息，沫若和全上海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他不辞辛劳地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设计委员会、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界救亡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曾为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中国文化界告国际友人的沉痛宣言》，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提请全世界人民协同防止战祸蔓延；曾为唐瑜、丁聪创办的《民族呼声》题签刊名，为汪馥泉所编《中日战争预测》题签书名，为洪深（1894—1955）、金山率领的救亡演剧队书写队旗；曾往国际电台作题为《抗战与觉悟》的演讲，鼓动军民认定“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沫若的心总是牵挂着前方的抗日将士。九月初旬的一云，他随四川旅沪同乡会救护队和文艺界战地服务团一同去宝山罗店前线劳军。满是弹坑的公路，低空盘旋的敌机，不时发出死亡的威胁：机枪俯射，炮弹开花，天地旋转，气浪袭人。沫若的耳朵虽背，却能清楚地听到周围正在弹奏着的“命运交响曲”，中华民族将不遗余力与命运之神恶战。伤脑筋的是，他穿的白衬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能和大家一同奔上前沿阵地抢救伤员，他不顾同伴们的劝阻，权且借了一套米黄色童子军装紧巴巴地繃上身，就向那炮火深处冲去。^①前些日子夜晚的茫然、孤独、伤感骤然消失，他感到当自己融汇在这支抗日大军中时，便又象是当年鏖战武昌城下、流沙境内的年轻的将领，浑身充满了对血战到底的渴望与力量。由于沫若经常出现在前线，并频频与众多抗日将领接触，以致日本当局一时摸不准他的真情实况，居然在广播中说什么：郭沫若“带了五万兵和中央军联合在上海前线作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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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兰畦：《犒军去》，1937年9月7—9日上海《救亡日报》。
　　^②《郭沫若谈军中故事》，见上海杂志公司汉口总店1937年10月版《上海抗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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