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51)_钟鸿

五一

　　学生批斗、虐杀老师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

　　中的红卫兵一声吆喝就可以把幼稚、无知的学生群集合起来，将校长或老师拖到操场上毒打。

　　据记载，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党总支

　　书记、55岁的卞仲耘就这样被她呕心沥血哺育的学生活活打死了。解放前，她是燕京大学的优秀学生，性情温和，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谁知她结果是如此地为“革命”而“牺牲”。

　　10月9日至28日，公开批判刘少奇。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对走资派批判全面展开。

　　说最大的走资派是刘少奇，谁敢去分辨黑白？有！张志新！她是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她对真理太执著了，终于落了个临刑前先被割喉、被轮奸。这是个人专政发展到富有兽性的暴政的典型案例之一。

　　马克思就严厉地批评过专制制度，他写道：“专制制度具有兽性，是与人性不相容的，专制性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第一卷414页）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揪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无数。于是原来是干部子弟的红卫兵，那些小龙小凤也都变成了小老鼠、狗崽子。新、老狗崽子合流，一片凄凉。十五、六岁的被下放农村、农场长期劳动；岁数小的则因父母被关被抄家而成了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

　　查阅世界文明史和中国廿四史，“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六、梅剧团妖风四起

　　我所在的梅兰芳剧团毫不例外地停止一切演出，全力以赴地揪六类分子。我又被揪出。我除了右派那段历史，实在没什么可交待的。我只有重复反右时“借风者”对我的上纲上线法，来给自己上纲上线，我重复的这段检查是：“1956年肃反运动是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是发动群众的方法，而我强调要先调查清楚再开‘斗争会’，这就是否定‘斗争会’，否定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否定肃反就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右派分子。”这种推理，一下子也将造反派绕糊涂了。他们吼道：“这是在检讨吗？这简直是在诬蔑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嘛！”，我说：“这不是我的发明，当时定我为右派分子，左派就是这样批判我的。”于是一位造反派叱道：“你别演戏啦！”我说：“我不是演员。”这下惹恼了那个职业是“演员”的造反派：“你还反击？”过来就是一掌砍在我的脖颈上，同时嚷道：“低头！”跟着我被留宿团内，不准回家。我对军宣队代表说：“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军宣队中有明白人，制止了造反派批判我时再动手脚打人。

　　可怜我最心爱的儿子小建一刚13岁，一下子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亲爱的妈妈。北京已是寒风凛冽，他怕妈妈冷，给妈妈送来棉鞋，不但没见着妈妈，还挨了剧团内的造反派的一顿臭骂：“狗崽子！”骂声不绝于耳，他赶快逃离剧团门口。

　　诬蔑一些孩子为“狗崽子”，竟然还造出这样的混蛋逻辑：“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造反派谭天荣还狂妄地鼓吹这样一张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些谬论的煽惑下，多少天真的孩子挨骂、挨打甚至死于非命。当时有位勇敢的青年工人名遇罗克，他奋起批判这种荒谬绝伦的“出身论”，结果他被绑至万人大会，判斗后宣布判处死刑，随即绑缚刑场枪决。他像布鲁诺一样，火把照亮了别人，自己却被烧死。（意大利16世纪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因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我和我团内的“牛鬼蛇神”：马连良、张君秋、赵荣琛、李慧芳、李淑君、张伟君等人同住一明两暗的长形大房，南头房间里，铺一张大木板床，是我们这些女神们的卧榻；北边室内的大木板床是男鬼们的睡炕。中间堂屋，放上一张大桌、多张椅子，由戴着袖箍的红五类休息，以便他们彻夜看管我们。三间房顶都镶着长管日光灯，整宿整宿地亮着，强光透过眼皮刺激眼球，渐渐习惯了，也能睡着。尤其是张君秋，午睡也能做到鼾声如雷，气得红看管大声骂他：“老子都没空儿合眼，你倒好，跑这儿养神来了。起来！交代问题！”已经发胖的张君秋死劲睁开咪咪瞪瞪的睡眼，歪着头，尖声尖气地说：“除了唱戏，我没得可交代的呀！”看管说：“没什么可交代的？你那次在外地演出，在饭馆吃饭时，你偷了人家一个勺子？怎么不说？”站在一边的我差点喷笑，忙扭过头去。马连良，则不停地打哈欠，大烟瘾犯了。送他进医院戒烟，过了不久听说他死在医院了。他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个稀巴烂，一只名贵的翡翠烟碟被当成封资修的“四旧”给砸成碎片。

　　演员费文治平日好养鱼，有天团内的红五类从他家抬来一个一米长方的大鱼缸，许多美丽的热带鱼还在其中摇首摆尾，仿佛它们第一次感觉坐轿子悠悠荡荡的快活，但马上它们被泼在地上，一大桶开水浇在它们身上，肉体腐烂、灵魂见了上帝。它们的玻璃别墅也被四分五裂，站在一旁的费文治还得为它们低头顶罪。

　　我的师大同学曾伯融在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任所长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编了一百多本《京剧汇编》，我特别买了一套，其中有许多精华可以继承。可剧团的红五类勒令凡有此书者都必须交出统一销毁，我是藏不了的，因为我的家已经是被抄过三次了。眼看着祖国的文化在烈火中哭泣：“本是你祖先，相煎何太急！”这套极有价值的书从此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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