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50)_钟鸿

五〇

　　五、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也希望它是空前绝后，可千万、万千不能再在中国重演，五千年的文化几乎涤荡无存，百姓无一不受害，轮番打倒伏地，真正成了看不见“人”影的“水晶世界”。

　　1965年11月江青打着毛主席夫人的大旗，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到处活动，她组织了上海的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诬指《海》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是为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翻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坚决抵制，北京市报刊十九天不转载。彭真在1966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向中央递上一个汇报的提纲，主要内容是为吴晗和邓拓辩解（当时主持北京文教工作的书记），认为学术批判不要过头，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定位在学术问题上，“学术问题是复杂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平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报刊上的讨论不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当时毛主席在武汉，2月8日彭真等人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了这个《提纲》，毛没有表态，3月28日，毛主席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由康生、陈伯达出面批判彭真。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演变成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江青主持、起草并由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10日转发全党讨论执行。《纪要》特点是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和停止杨尚昆候补书记的职务。后来才知道这个通知主要还不在对彭、陆、罗、杨的批判，而是号令天下大乱，要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是要打倒当时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1966年5月8日至15日江青主持一个会议，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猛烈开火。认为他们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邓拓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他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坚持真理、自尊自强，岂能忍受江青等的诬蔑。就在他参加写作的《三家村札记》也被进行诬蔑性的猛烈批判而不允许申辩时，在1966年5月18日他含冤自杀，终年54岁。

　　吴晗则在被揪斗、殴打、逮捕入狱后，于1968年10月11日残遭迫害而亡。，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的“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底，江青代理组长，掌握文革领导权。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相继被打倒，逐渐形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他们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帜，将神州搅得天昏地黑。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把专家、学者、权威全部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开始批判“封、资、修”“破四旧”也就是号召砸烂一切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8日领袖在天安门检阅了300万人，本市和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及学校师生，亲自号召红卫兵放开手脚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学生宋彬彬改名“要武”。于是红卫兵，各种战斗队，包括部队内的造反派一哄而起。至11月25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等青年共八次，红卫兵顿时飞扬跋扈，不用车票可乘火车全国大串联，去各省市煽风点火，批斗不断升级，一直发展到全国人民各种派别互相批斗，很快发展为武斗。“全面内战”，胜过战国群雄。其硝烟弥漫，已非刀枪箭戟，而是枪炮齐鸣。

　　被批为宣扬封建思想的“传统戏曲”被禁演了；话剧、电影则戴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帽子，也被批判而封闭，演职员大部分被打成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万马齐喑，万里江山只有一片片红海洋。

　　家家户户门口都用红油漆大写特书毛主席语录。我母亲家西单成方街35号的西墙上，我特请剧团内的美工傅学斌为我家刷了一整面墙的语录，内容早已忘记，记忆中只留下一片鲜红。大街上理发馆的镜子被报纸遮盖起来，因为谁爱美谁就是‘臭美’；高跟鞋、尖头鞋都被砍断转着圈地钉在街道的墙上示众。各单位、各街道办事处的‘左派’都在揪斗牛鬼蛇神。

　　这时的红卫兵、造反派不可一世。他们领有“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以“我不主沉浮，谁主沉浮”的狂言杀向社会。他们还秉承着当时流传的：“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该死，坏人打坏人活该。”的谬论，到处打砸抢。著名的俄罗斯戏剧评论家史丹尼拉夫斯基说过：“人有两个种子，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于是这时的所谓‘好人’的人性中的恶的种子得到了唤醒。许多无辜的‘坏人’被揪出来，不仅是被触及灵魂，而是连皮肉一起狠狠地被撕碎了，被随意打死的尸首，码在卡车上成车成车地直接拉进火葬场，往往家人都不得而知，不得而见。我的小表妹姚蜀平悼念她母亲的《儿女祭》一文，真实地写出她母亲遭到如此的命运。红卫兵中以中学生闹得最凶，他们年幼无知，受煽动被利用，最为疯狂。他们对被随意认定或被随意怀疑为地、富、反、坏、右的人及其子女任意虐杀。一些生龙活虎的好青年就因为家庭出身是黑五类，被吊打、被灌辣椒水、被饿饭以致小命归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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