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36)_钟鸿

三六

　　六、遭遇逆转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这是为什么？》等一系列反击右派的社论后，公开点出章伯钧和罗隆基是《文汇报》的后台，章罗联盟是右派的总头目，他们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布置反右运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把反右运动推向高潮。文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做了指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在大张旗鼓地批判章罗联盟的同时，在各大学内万箭齐发地批判葛佩琦、林希翎、谭天荣等是一批“蓄意翻天”的极右分子。文艺界也是首当其冲的批判靶的。

　　被划为右派的从“章罗联盟”起，著名的民主党派成员储安平、费孝通、钱伟长、许德珩、龙云等29名，加上“章罗联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共89名。中共内省、部级以上的如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委员沙文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等9名，文学界有著名作家丁玲、冯雪峰、萧乾、傅雷以及青年作家王蒙等45名，新闻界著名主编、记者浦熙修、戈扬等11名，美术界有刘海粟等名画家7名，音乐界《何日君再来》作曲家刘雪庵、《茶花女》主演张权，社会科学界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首陶孟和的陶大镛、潘光旦、吴文藻（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著名作家冰心的丈夫）等13人，教育界最多。以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为首的知名学者、教授逾百名，自然科学界以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力学家钱伟长为首的专家4名。此外还有工商界著名人士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大陆委员董守义。这场惊天动地的反右斗争，像一阵狂飙几个月就在全国知识分子中揪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受牵累的家属亲友难以计数。（以上参考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751至762页829页）

　　天啦！我一下子懵了，“不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吗？”难道又错了？

　　文联会上那些热情的发言者，首先被当成右派分子揪出来的，不仅是施白芜，年轻的作家刘绍棠、葛翠玲也都被揪出来，而且曾平再不派我去文联参加反右运动了，我又到了“弄不通”的时候了，下意识地接受1955年的教训，命令自己快转弯吧！于是跟着批判章、罗，而且写诗表态。

　　但是，晚了，晚了，回头无岸。

　　七、回头无岸

　　随着运动纵横深入发展，各机关的反右运动也开始了。市委也不例外。这坐贴着白色瓷砖、位于市中心的雄伟独特的大楼里，虽然装满的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也必须从中挖出百分之五左右的右派。

　　8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坦然的心情，穿着一件白底小红花的连衣裙，背着一个黑色的小书包轻快地走上大楼的高台阶，跨进大门。啊！大厅突然变了样。满墙大字报，围看的人一层又一层，我带着好奇的心情看去，老远就能看清那醒目的标题：‘请看钟鸿的嘴脸！’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疾霆不暇掩目”。大字报上列举了我在党小组会上的发言，但走了样，说我攻击肃反运动扩大化，主张资产阶级专政，和章、罗联盟一个鼻孔出气等。还配了漫画，正好是现在穿的这件连衣裙，可形象十分丑化。真弄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谁能解释一下？看周围，人们投来奇异的审视目光。我一转脸就上了四楼办公室，同部的人差不多都到了，但谁也没有和我打招呼，我也没敢冒昧地和他们搭话，万一碰个冷钉子更下不来台。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思索，脑子乱得很，我成了市委机关第一个被揪出的右派，一霎时被千夫所指，万人痛骂，我的脸往哪藏啊！谁能帮我呢？一下子像掉进无边无际的大海里，无处抓挠。应该说最亲近的人是丈夫，可是老查已经越来越和我疏远，我住在母亲家，也接不到他的电话，在单位碰到他，其表情冷若冰霜。正在我心乱如麻、恐慌忐忑之时，某支部委员到办公室门口，通知大家到会议室开会，我也随之起身，某说：“等会儿叫你。”轰！又是一个炸弹在脑海中开了花，这是一个不祥信号。果然，不到半小时，某又来了，他说：“钟鸿你也开会去吧。”

　　支部会是专门针对我在文艺处处内小会上对党提的一些意见。最奇怪的竟然将我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的小诗《冬小麦之歌》也批成是反党的。

　　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8月，宣传部全体五十余人，日复一日，一次一次地开会批斗我，上午开完，下午开，天天开，还开了一次全机关几百人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大字报有增无减，逐个问题掰开揉碎地批，并让我交代反党思想。来势比1955年猛多了。1955年我是陪绑，这次我成了主要目标。已经不存在劝我转弯的问题，只有批斗；而我只有站起来对一个一个问题检讨的权利，但我却一个劲地辩白。我越辩，批斗的火力就更猛。批判集中在《冬小麦之歌》和肃反问题上。硬说我攻击肃反运动。我一再解释，自己并没有在市文联会议上表态，只是在党内小组会上汇报情况和提出帮党如何总结经验改进作法的建议。我辩解道：“关于肃反运动我说的是要先调查清楚，如果真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这样可以避免错误，少伤害同志感情。这样也符合毛主席的凡事应先调查研究的教导嘛！”

　　没想到我的解释只能招来更高的斥责声音和更可怕的批判言辞。批判中最卖力的仍然是那位在反胡风运动中就自以为是的头号“借风者”。他批判道：“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必须发动群众，斗争会就是发动群众的最好的办法，你否定了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否定肃反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革命！”好一个荒唐的‘逻辑’推理，一下子就把我推下了反革命的深渊，只觉得眼前“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几乎要晕倒。这位头号“借风者”，虽然借风上了青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从云端上摔了下来。

　　会上对《冬小麦之歌》的批判，更是让我难以接受。批判者根本不听我的任何解释，居然从中挖出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什么“有意把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说成是冰雪覆盖着大地”什么“你究竟在孕育着什么丰收？不是反革命的丰收又是什么？”这些出于恶意的推论和牵强附会的批判，如山倾倒、如海咆哮。我不能接受这些强加在我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我越不认罪，对我的批判就越升级。竟然将这几句诗印在反右战报上发至全北京市委系统，扩大批判。

　　那时青年作家王蒙在东城区委工作，自然是看到了，粉碎四人帮、右派得以改正后，他第一篇反映反右题材的短篇小说《布礼》中，所描写的那位姓钟的右派（改为男性）就因为这首小诗而打入了右派行列。他为我，为所有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伸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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