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35)_钟鸿

三五

　　五月的一天，我随查汝强和他的老友乘单位小汽车去了北大、人大等大学。只见满墙大字报，还有海德公园似的自由论坛。每篇大字报，每个讲演都举起民主、法制的旗帜，尤其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女大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对封建社会留给新中国的专制、等级、腐化等各种残余毒素进行毫不留情的清算。这一趟走马观花，使我很兴奋，真希望新中国能通过此次整风，将几千年遗留下的陈旧垃圾涤荡干净。

　　在返回的路上，老查和他的两位老友高谈阔论。他们谈论着思想界各种动态，他们不搭理我，我插不上嘴。他的这两位老友在地下斗争中，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级，此时的地位一个比查高，一个是同级，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的知识型的中层领导干部，他们哪会把我一个普通的党员放在眼里，年纪又小又不是搞政治或哲学的。可是我从来认为自己是有独立见解的人，因此忍不住地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女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太好了，她说得对，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民主。”老查瞪了我一眼说：“不要瞎说。”我反驳道：“怎么是瞎说？每次选人民代表，都是内定好了，只要群众画圈圈……”查打断我的话说：“领导推荐是有人民性的。”我不服地反驳道：“可人民不认识他们，再有她说的肃反扩大化也是事实呀！”老查说：“你呀！水平太低了。”一句话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还想和查辩论，可老查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只顾和老友说话。我感到委屈也很不服气，但也只得暂时沉默。现在看来老查也没有说错，我当时是‘水平’太低了。所谓‘水平’，在政治中就是要善于识风向，也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时我哪懂这个，就是掰开揉碎地和我讲，我也不会接受的，我自认为是真理就应该坚持，这种认死理的性格，正是以后对我的批判不断加温的原因之一。

　　四、参加市文联鸣放会

　　春末，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头霞公府内的市文联小院，树绿花红，一片雅静。可会议室内，言辞激烈，气氛不断升温。‘点火’的正是我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平，他在市文艺界做了鸣放的动员报告，接着添柴加薪的是文联秘书长田家的报告。文联的专业作家和刊物编辑都纷纷响应党号召‘鸣放’。我被曾平派到文联参加鸣放会、蹲点了解情况。会开了四、五天后，议题由务虚到务实。一位叫施白芜的老作家，颤巍巍地将他虚胖的身躯从坐位上竖起，从裤口袋里掏出一条有着陈旧血迹的手帕，声嘶力竭地嚷道：“你们看！这就是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时，逼得我吐血的那条手帕。硬说我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特务，没有凭据，非逼我承认，不承认，就向我吐唾沫，逼得我当场吐血。查来查去，没查出证据，就把我抓进监狱……”说到此处声泪俱下：“虽然后来把我放出来了，可深深伤害了我的心。我希望领导在这次运动中能真像动员报告中说的：“要大胆提意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希望对我这次提的意见真正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总结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团结大家建设新中国。”转而他充满深情地说地“党的整风运动像春风吹绿了大地，苏醒了我们冻僵的心，我们要把心里话说给党听，向亲爱的母亲进点忠言，这也是我们的孝心……”

　　他的话声刚停，还没坐稳，诗人张明权站起来激情地朗诵起他的新作：“人啊！远祖给了你站起来的权利，为什么你还跪着，站起来，站起来……”青年作家刘绍棠也争先恐后地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抢言道：“多慈祥的母亲，多好的党啊！为了大家庭共同的利益，诚恳地希望儿女们多给她提意见。我就敞开的说：……于是刘绍棠口若悬河，大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作修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现在要重新审视，该“提高”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应有新的发展等。

　　你坐他起、争先恐后，言辞铮铮、烟雾缭绕。我的心在沸腾，“母亲”既然向儿女们展露笑容，我也有满腔的话要对党说啊！

　　我思索着：1955年肃反中，像施白芜所说的那种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就开斗争会，阵势凶狠，方式野蛮，吐唾沫、辱骂、诬蔑，甚至随意抓捕入狱的现象，在文联之外，不也有吗？所谓的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联的人，入狱的也不少，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文化局长，革命老区来的作家王亚平不也因此入狱一年吗？难道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真是扩大化了？我又为党解释：毛主席讲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发生上述问题也难免。但我又想：即使由反胡风发展到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是正确的，在作法上也可以改进吗？是不是应该先“调查研究”，确认了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呢？这不也符合毛主席说的“凡事要加强调查研究”的原则吗？。这些天我的处长曾平又上别处点火去了，只留我在文联蹲点。我严守党委机关的工作原则，在市文联鸣放会上没有发言，没有表露我的任何想法。

　　从市文联出来，我多想找老查谈谈，但一想到他那副傲气冷淡的样子，委屈情绪就来了，一转身回了母亲家。

　　五、党内会上的发言

　　文联鸣放会告一段落，我回到文艺处。曾平处长召开了我处人员鸣放的处务会，处内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如实地汇报文联鸣放情况，同时认真地提出党应改进某些作法的意见。我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肃反运动有意见呢？看来主要是没有调查清楚就开了斗争会，既然是当成反革命分子斗，群众当然就会不客气，吐唾沫等行动也就会发生了，可斗到最后，查无实据，这样可就伤害了被斗的同志的感情。以后还是要多加强调查研究才好。”曾平处长没有表态，接着又追问我许多问题，如：“你对当前罗隆基等人提出的‘教授治校’、‘开放同人刊物’、‘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言论如何看？”

　　不知“阴谋”是以“阳谋”形式出现的我，竟然天真地说：“他们说得也有道理。”处里其他人没有一个表态的。曾平处长继续追问：“你说说怎么个有道理？”我回答：“我想要干好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将自己变成这项工作的内行。列宁在10月革命成功后不是也号召革命干部要学习做生意吗？不就是要求外行变内行吗？”散会了，我继续关心鸣放。我想起人民大学女大学生林希翎的讲演中强调的在法律上现在还不能做到人人平等，还有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的现象。觉得这些敢于直言帮助党整风的意见是对的，党如今能征求意见、要不断改进工作，多好的党啊！我早已忘记了1955年对我审查中那些不愉快的事，因为我已承认自己当时是有错误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所谓胡风集团的“内幕”，就为因胡风问题而被批判的毛承志辩护，可说是逆潮流而动。那么这次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是顺潮流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那知道曾平对我的追问是在实施“诱敌深入”是“阳谋”，只是为了凑够揪出“右派分子”数字的指标；奈何！每个部门必须完成按百分比揪出“右派分子”的指标啊！就是这位紧跟形势的曾平处长，曾经是解放前和平门那个地下党领导的小书店（朝华书店）的经理；平常在文艺处，我们相处也不错，从来没有喊过他“处长”，而是直呼其名，当时市委机关都是这个风气，最多在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不白之冤，在市委党校蹲“牛棚”时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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