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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二、父亲由远而近……

  姐姐离开西安去敌占区后,我淡忘了父亲。

  1946年在兰州上中学时,听说我父亲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起义到了共区。有次我无意中向同学谈起了这事。没几天,就有不认识的人来家查问我父亲在哪里?我很纳闷。同学帮我分析,说可能是军统特务干的事。这才知道中学情况也很复杂,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作对的。好不容易刚停息了抗日的烽火,怎么就又打起内战呢?对国、共两党,我都不了解,但因父亲和姐姐都去了共区,我在感情上有点自然地倾向共产党。也许这是我一年后到北京师大上学,思想无阻碍地很快投入中共领导的学运的一个潜在原因。

  全国解放后,1953年父亲调来北京铁道学院工作,彼此都忙,很少见面,我被打成右派后,就更没时间,没心情,没条件和父亲接触了。直到我被改正,母亲去世后。九十年代了,他要我帮他跑中央组织部申请恢复大革命时期党龄,这时我才从他的口述、自写材料和他当年的部下写的历史资料中,明白父亲原来对打破旧社会、创造一个新中国;对引导他革命的中共党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在秋收起义中损失了队伍,失散了组织后,一直想返回党的怀抱,终于在几年后拉了一支队伍以起义的方式回到了党里。

  他的人生道路是曲折而漫长啊!

  (一)逃出满门抄斩的娃儿

  父亲现名钟皿浪,曾用名有钟健魂、钟岳张、钟泡影、钟血浪。1903年12月出生在湖南岳阳县张家村。其父张宝根又名张汉臣,哥老会小头目,参加黄兴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父亲四、三、四岁时,满清官兵进村对反清者及其亲属施行满门抄斩。危急中,祖母带父亲逃离老家,到岳阳找到曾和祖父一起当兵的好友钟继昌,请他照料。钟继昌在平江开了个小杂货铺,收留了他们并叫父亲改姓钟隐蔽下来。钟继昌送他上私塾读书。父亲九岁左右,钟继昌也被满清政府抓走处死。他们生活更不好过了,父亲一边读书,一边上山砍柴、放牛,还到汨罗江吴公市红茶厂当过两年童工。祖母替人洗衣、绣花。

  父亲十五岁时,随钟继昌的弟弟到长沙,进入长郡中学上学,取名钟岳张,晚上就在他钟叔叔开的旅馆记帐。

  (二)步入革命

  1920年父亲十七岁,参加了当时长沙省长兼湘军司令、老同盟会会员谭延闿组织的湘军(同盟会是孙中山1905年在日本组织的,其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拟北伐护法,谭延闿率领湘军星夜赶到广州支援,父亲随军坐船到衡阳,然后步行至广州,日夜行军赶到广州平息了反叛孙中山革命政府的暴乱。

  1922年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谭延闿保送他到滇军讲武堂(军官学校)学习。

  1923年冬毕业,仍回湖南湘军,参加创办湘军讲武堂的工作。父亲说:“当时在湘军讲武堂我由排长升至副连长。讲武堂很正规,穿戴也讲究,呢子大衣,红缎里,长马靴,马鞭,学骑马和学习使用各种武器,神气得很。”他眼中充满青年得志的回忆。

  1924年春父亲又随湘军到广州,湘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二军,鲁涤平为军长,李富春为军政部主任,父亲为二军的一个副连长。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持,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泊渠、瞿秋白、李富春等人参加并参与大会的领导。在李富春主办的政训班任队长的父亲,领导政治班学生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他自己写的回忆中还说:“当时我们还检查了每个代表是否携带危险品”。

  大会正式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发表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

  1924年10月参加打击广州反动地主买办的武装组织——“商团”,其首领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他联合陈炯明(曾为广西军阀,广东省长,投机革命参加同盟会,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图谋里应外合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父亲参加了镇压叛乱的战斗。

  1925年2月加入黄埔军校和滇军湘军讲武堂进步学生联合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任干事此时加入《中共青年团》。

  1925年3月初,父亲被调入黄埔第二期,到广州附近海丰县训练自卫队。在黄埔学校当军事教官,参加周恩来、蒋先云领导的血花剧社,此时他又起一新名叫钟血浪,表明自己决心在革命的战斗中,不畏血光火海。

  1925年3月12日孙文北上病逝,钟带军士连学生通知广州各店铺停业哀悼。

  1925年6月至9月在黄埔军校参加政治班学习,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周恩来任政治班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蔡畅等为教员。

  父亲说:“从此我将钟岳张改名为钟健魂,也就是立志做一个有健康体魄和有革命灵魂的青年。”

  他说:“1925年5月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东征,我调至该军七十七团任第一营长,参加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1925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内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革命政府,我们击溃陈炯明后,立即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周恩来在汕头升平酒家,请我们吃饭,规模很大,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也被邀请出席。(陈炯明曾投机革命,曾参加了护法——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军阀破坏《临时约法》的战争,在护国——反袁世凯的云南起义两战役,从而赢得国民政府广东省长职务,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

  “1926年6月23日,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学生、工人、农民10万多人,举行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五卅运动’为1925年5月30日,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二千余上海学生游行,反对日本资方开枪打死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结果遭英租界巡捕开枪,当场死数十人,被捕数十人。)当黄埔学生和工农的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街时,英、法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死亡、重伤200多人,轻伤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沙基惨案’。我冒着枪林弹雨,硬把黄埔的同学吴光远从血流成河的街上拖出敌人的火力网。二人回到内街。我们没直接回黄埔军校,跑到黄花岗,跪在先烈陵墓前,哭得死去活来。哭了一个通宵。凄风惨惨,冤魂啾啾。‘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样受外国人屠杀呢?帝国主义等着吧!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一定要讨回血账,天亮,我俩才回学校,老师、同学还以为我们被打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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