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刘真(6)

刘真(6)

　　1972年，刘真被分配到邯郸。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她到内蒙古边境采访，为给孩子写东西。10月，在内蒙草原写下《三座峰的骆驼》初稿后，却被“反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卷进去，再次成为批判对象。

　　难忘的1976年！这是“四人帮”垂死挣扎、最后覆灭的一年。从1月到10月，刘真和人民一起，投入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参与邯郸地区与“四人帮”代理人的复杂斗争。

　　严冬和高山都未能拦截春风的行程，刘真活跃起来，她的名字在各地报刊频繁出现。1979年她出席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主席。这些年，她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山刺玫》（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英雄的乐章》（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儿童文学《三座峰的骆驼》、《童年纪事）（1985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刘真儿童文学选》（中国青年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参天的大树——彭德怀的故事》（198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红围巾的旅行——彭总的故事》及中篇小说《万狗庄）（1984年《长城》）文学双月刊、《没有窗帘的家》（1986年《长城》）、《大家都很好的故事》（《长城》）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收入她的《春大姐》，“儿童文学卷”收了《长长的流水》、《我和小荣》，“散文卷”收入《大雁飞来了》等两篇，“报告文学卷”收录《一片叶子》。多家选集中收选了她的作品，多篇作品分别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河北振兴奖。还有散文及报告文学已分别结集等待出版。

　　刘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她个性成长的经历十分耐人寻味。九岁便成了一名士兵，没有机会享受任何正规教育，残酷的战争铸就她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情感方式，以革命为名义的奋斗锻造她无私无畏的处世态度，而集体生活氛围又培养了她直率坦诚、热烈单纯的道德品格。责任感、创作欲，加之她特有的表现天才，使她成为一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她的文像她的人，不复杂、不难读，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折射着自己踩过的足迹，透着惊人的真善美的力量。然而，刘真的秉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和平年代，并没使她过上和平生活，她有过许多的不幸的遭遇。八十年代后，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但刘真却又一次重新带上了“枷锁”。她的一篇题为《好一朵蔷薇花——“特号产品”王发英》一文（刊于《女子文学》1985年总第12期），引来了烧身官司，在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之前，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6日第5版读者来信栏以大半版篇幅刊登了河北读者王发英来信，题为《作家刘真在〈女子文学〉撰文侮辱、诽谤我》，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态度：“从读者反映的情况和记者了解的情况看，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包括有的作家），为了某种需要，利用手中的笔和掌握的刊物，打着写真人真事的幌子，进行着违背文艺创作原则，违背宪法、法律，甚至是犯罪的活动。……”还专发了记者的调查汇报。这一下，刘真陷入了深深的苦痛。她给笔者的信中写道：“从北京到我的故乡烟台，许多人来信对我破口大骂，说我几十年来用作品欺骗了他们，说我是骗子。说把你判无期徒刑、判枪毙、千刀万剐了你，也解下了我们对你的仇恨。……在邯郸我的住处外街道上、理发店拒绝为我剪头发；走在大街小胡同，常有砖头瓦片向我头上飞来……”那时，一个生龙活虎的刘真一下子老了许多。她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办了离休手续，决定远飞他乡。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悲哀。

　　从1990年赴澳大利亚一晃五年，刘真仍在写作，其中中篇小说《神农架的日本少女》发表在深圳的《黄河春秋》杂志上。在她已写就的作品中，有小说、纪实小说，还有回忆录。她说，今后只要活一天就写一天。1994年岁末，笔者又接到刘真寄自悉尼的信，她说：“出来的日子越久，越是想念祖国、故乡和乡亲们，我所熟悉的每一棵树、每一条大路小路，和每一道墙壁的砖缝都在想，都思念……”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刘真在《童年纪事》“开场白”里的一段话：“作家的劳动，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水儿的人的创作劳动，总像纤夫拉着沉重的货船在逆水而上。每写一篇，都像走着一条新航道，脚下道路的崎岖，江河的深浅，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不管难易，能迈步行走就算是幸运，最怕是船儿的搁浅，怎么也推不动，拉不起了。这样，一时间，作家的艺术生命就像是完结了，终止了。”

　　路，不管如何坎坷、崎岖，刘真走了过来，并向明天走去。她不停地开拓新生活，不停地去创作。她就像一位不畏艰险的纤夫，拉着长长的流水，流向花的原野，流向金色的季节……

　　1980年春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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