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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真(5)


  文学讲习所三年的学习生活,在刘真的创作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她能够把多年丰富的生活素材变成白纸上的黑字,能够把自己头脑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用语言生动地刻画出来,她能用作品打动读者,感染群众,没有起码的文学修养,不会调动文学手段,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青年作者刘真有较好的条件读书、学习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听取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特别宝贵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得到十分具体的指导,亲身感受文学创作的规律。刘真说:“文学讲习所三年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为过去即使有自学的条件,我也不懂怎么自学才好,我那点文化水平太可怜了。”

  1954年,刘真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写出了《小藤篓的故事》、《核桃的秘密》和《在我们村子里》等短篇小说。《在我们村子里》描写土改后的一个村子,农会主席于保祥贪污腐化,又为村里的坏人李老相利用,把持了村里的政权。民兵队长王大发盲目拥护这些变了质的领导,更为村里的黑暗统治增加了力量。刘真的爱憎是分明的,她不间断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在1956年就敏锐地觉察到农村斗争的复杂性,特别痛恨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丑陋的势力。虽然,她是不会赤裸裸地写那些反面的东西,但她会毫不客气地鞭打现实生活中邪恶的一面。

  在江南,刘真始终怀念故乡和童年战斗的生活基地。1958年,她凋回河北,深入农村,在徐水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基层生活,使她很快就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刘真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性格是说真话,作为共产党员作家,良心就是为党、为人民负责。”看到农村日益滋长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不良风气,她按捺不住了。一年前,她曾因《论鞭打》和《在我们村子里》这两篇揭露了阴暗面的作品,被打成直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批判,1957年的教训使她深知,用笔来战斗是困难的,只能换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人民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向省委的两位书记反映了徐水的情况。虽然省委进行了调查,并且说:“你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调查的结果,比你反映的还严重得多。”但她到底还是被认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而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下放到猪场去劳动。临走前,刘真得到的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在猪场改造好了,不再看阴暗面,不再反映问题了,再允许你去见人民。”

  打击接踵而来,1959年,她应《人民文学哟稿,写了《英雄的乐章》的初稿,正准备修改,却被强行拿去在《蜜蜂》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英雄的乐章》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典型在全国展开批判。有的说:“小说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乐章’”、是“私情的哀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有的说是“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悲剧”等等。那时,刘真连个被告都不如,她没有站在她这一面的读者,也没有为作品辩护的权利。与革命生死相依的女作家,被批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打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真此时眼泪向谁洒?她的痛苦连对母亲都无法说清楚。

  在最苦闷的日子里,刘真回想起自己的历史,回想起许多一笔一划教她识字,教她懂道理的大同志,她是多么怀念那时的同志关系啊!一定要把那些好同志、那时的同志关系写出来,这就是刘真创作《长长的流水》的最初动机。

  1963年夏天,周扬同志到天津,为刘真平了反。他对河北省文联的负责同志说:“人家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你们就拿出去批判,这是不道德嘛!”并对刘真说:“党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尽快成熟起来,你是有才华的。”

  捆绑在刘真身上的绳索松开了,她坐上南行的火车,到边疆云南去做了一次旅行。

  云南是美丽长春的花园,千百年的大青树,色彩斑斓的孔雀群,兄弟民族的歌舞和生动热情的语言,“像涌入生命中的清新的水”,使刘真搁浅的小船,又扬起了征帆。她深入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密密的大森林》、《对,我是景颇族》、《豆》三篇表现边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写出《旅行日记》、《贵州山中一小城)、《边疆之夜》、《纺纱姑娘》、《大山里的歌声》、《两姐妹》、《边疆来信》、《过年的一天》、《回忆》等表现边疆风貌和少数民族人民丰富多彩生活的散文。

  从边疆回来后,经过反复酝酿,重写了十五遍,改动了无数次,终于写成《长长的流水》。谈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说,它是受到童年时候的大同志的宝贵的启发,得到不少年幼的、年轻的、年老的读者的帮助,特别是严文井老师的指导而写成的。《长长的流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引起注目,得到普遍赞扬,这篇小说写得亲切、自然,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品所表达的是革命时代,革命生活所独有的情感力量。

  “艺术作品,各有各的风格,它代表作者的个性和思想作风。《长长的流水》是一篇抒情作品,尤其是写到自然环境的时候。这也不是生编硬造可以造出来的,这决定于当时的那种真实的环境,给予作者的真实美好的感受。太行山,是我生来第一次看到的山,清章河,是我第一次望见的山间流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块石头,都使童年的我,感到过无比的美丽、新奇。在那里,好像月亮星星也变了样子,更美了。这些印象,都是深刻在我的记忆中,终生不会忘记的。”

  不管是写人,写自然,离开了生活实感,文艺作品就没有生命。刘真的全部创作都证明了她的这段话。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正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刘真被揪了回来,与河北省著名作家田间、梁斌等一起被批斗。

  在那些苦难的日日夜夜,刘真的痛苦比任何时期都重,她被污辱,打耳光,把头往墙上撞,三个儿子流落街头……即使这样,她的信仰没有被焚毁,仍然坚强不屈,向党写了一份反对陈伯达的材料。结果可想而知,她险些被判处七年徒刑,被逼得患了初期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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