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聂华苓(2)

聂华苓(2)

　　1952年，胡适从美国到台湾那天，雷震要她到机场献花，她对胡适在《自由中国》与统治势力冲突的时候摆脱一事，颇有看法。为了《自由中国》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胡适辞去了发行人的名义，明里是“抗议”政府，实则是“摆脱”杂志。聂华苓说：“这是胡适先生的一箭双雕之功。”于是，她在雷震的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先生献花。这是一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一个热
　　闹的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此举使得殷海光十分赞赏，他拍着桌子连声说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

　　那天晚上，雷震宴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全体同人。当聂华苓出现在门口时，雷震就大声说道：“来了，来了！就是她！胡适先生，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适笑了两声，手里拿着聂华苓写给雷震的字条，说：“你写得好！”雷震说：“我们正传观你的字条呢！”

　　由于聂华苓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她于1953年升任《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会委员，至1960年该刊被封闭，雷震被逮捕投入监狱为止。整整十年的编辑生活，使她结识了许多台湾作家，思想也由单纯逐渐成熟起来。她说：“我们不登那些反共八股，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就一直受到干扰和攻击。什么‘自由’呀！刊物上一点改革的话也不许登。雷震这位1917年就加入国民党的忠实老党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多重要职务，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和谈，帮助国民党制订宪法，只因写了篇《抢救教育危机》，立刻给开除了党籍。”

　　1956年，蒋介石做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在“祝寿专号”里批评了他在人格上的缺陷和台湾的特务统治，那期刊物再版了七次，读者痛快了，但是“忠、直、憨、厚、拙”的雷震，孤立地挺立在寒冷的冬天，他以“煽动叛乱罪”被军法判刑，整整坐了十年监狱，“成为民主运动的殉道者，也是人性中残酷、自私、怯懦的牺牲者”。《自由中国》被封闭，其他同事也多被逮捕，聂华苓整天被人监视，成了一个“小孤岛”，过着揪心的失业的日子，连给朋友写信都不能。

　　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教授冒着风险，邀请聂华苓去做副教授，教文学创造，这使她有碗饭吃；不久，东海大学教授徐海观教授也邀她去教文学创作。

　　她讲课的宽大教室，总是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当时，她年轻、漂亮，又是已有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和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三部作品行世的女作家。她像台湾文坛上的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在许多读者的思想中留下了灿烂的烙印，尤其对青年学生，她有真才实学，课讲得好，要求严，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了教课，她经常在台北与台中之间奔波。这期间，在来往奔驰的火车上，她偷偷读了一些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鲁迅的书在台湾是被禁止的，也没有人敢公开看。东海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藏有鲁迅的书，只借给教现代文学和创作的教师，不借给学生。她第一次听到鲁迅“呐喊”就在这个时候。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聂华苓虽然有过生活的艰辛，对生活也有认识。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黑幕，究竟有多厚多宽，并不了解。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的成名之作《狂人日记》给她启开了认识社会的一扇天窗，接着她又听见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阿Q大声的叫嚷：“造反了！造反了！造反了！……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她还看见《药》里的小栓吃着浸了死人血的红馒头，《故乡》里的闰土，《祝福》里的祥林嫂……一个残破的旧中国展现在她的面前，几乎碎了她的心。“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这是她心海里引流出来的一条诚笃的河。

　　聂华苓有个人的恩怨，但这恩怨如一块冰，终被时间的力量所溶化。

　　“自由中国”，她没看到自由；雷震事件，伤了她的心……

　　1963年，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走访亚洲。在台北举行的一次酒会上，聂华苓第一次认识了他。翌年，聂华苓跳出特务、孤独和痛苦筑成的囹圄，到了美国，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

　　新的生活，往往影响着人的道路和思想。到了美国，她那块巨大的“恩怨之冰”加快了它的溶化速度。她说：“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读各方面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诗句来说明我的过去，大概是正确的。”

　　1970年，她同安格尔一道翻译《毛泽东诗集》。为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他们翻阅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书，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对中国的历史事件如二万五千里长征，都作了较细的研究，这使她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认识了她向来惧怕的共产党原来是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他们什么艰险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为了几万万人民和后代，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她说，“我访问过七八个亚洲国家，心里有个比较二见了印度就像见了旧中国：饥饿、贫困、落后、懒散、消极……到这时，我对新中国从怨到爱这个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才算完成。”于是，在1978年，她第一次回到国内探亲、访问……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