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彭慧(4)

彭慧(4)

　　1943年，彭慧给谢冰莹主编的《女作家自传》写过一个《简单的自传》。其中有这样一段：

　　现在，我又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课。我和木天两人，虽然
　　一向把教书视为第二职业，然而正当教着的时候，我却不敷衍；
　　每遇着几个优秀的学生时，我们会感到极大的快慰，而学生的进
　　步，就等于是给我们的鞭策，我预备趁这个教书的时候，也整理
　　一下自己读书的心得……

　　今后，还是要用大部分的时间站在文艺岗位上来为国家为
　　人类服务……

　　1944年夏，日寇为了打通我国从北到南的交通线，再次沿湘桂铁路往南进攻。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到处一片混乱，老百姓遭到一场浩劫。彭慧一家随桂林师院向柳州撤退。撤退到柳州，柳州也不保。他们又随桂林师院沿融江北上，向贵州方向撤退。一路上有时乘小木船，有时步行，走走停停。年底，当大家快进入贵州境时，日寇已打到独山，卡断了前进的道路。彭慧一家和桂林师院的职工就在融江边的一个小镇住了下来。

　　1945年春，当独山方面的敌人退了以后，他们又经过半个多月的水路和七天的步行，到达贵州平越。一路上既要防匪，又要躲兵痞。日寇到过的地方，则是一片焦土和瓦砾……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彭慧一家又随桂林师院迁回桂林。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了，但前一段逃难生活中所见人民的苦难和自家的经历，却使女作家难以忘怀。1946年，彭慧连续写了几个短篇，内容主要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劳苦妇女的悲惨命运。一篇是写一位逃难中的母亲，失手从火车顶上摔下自己孩子的悲剧。一篇是写一个一辈子受尽凌辱，平日言语尖刻、性情孤僻，不讨人喜欢的老妇人，在日寇来到时，为掩护躲在山洞里的乡亲而牺牲的故事。这是彭慧在广西生活多年，根据广西妇女勤劳、泼辣、地位卑下的特点，概括起来的典型。后来，她还写过一首题为《悲剧之夜》的诗，描写了一位贫病交加的知识妇女，在日寇逼近时，为了不拖累丈夫，决定带着孩子自杀时的心情。这是1944年长沙撤退时，一位文化工作者家庭的真实故事。

　　解放前夜

　　1946年初，一些进步文化团体和文艺界人士纷纷迁回桂林。彭慧、穆木天和桂林师院的一些进步教授林励儒、谭丕模、石绍棠等，以及主持桂林艺术剧院的欧阳予情都住在独秀峰下靖江王府旧址上的一个大院里。他们在一起，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恢复了文协，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为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进步活动。但随着全面内战的展开，国民党在桂林的反动统治日益加强，进步人士纷纷被迫离去。穆木天、彭慧夫妇也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他们一家于1947年初，也不得不离开桂林去上海。

　　当时的上海，房租昂贵，还需付金条作押金。他们好不容易在北四川路底横滨路上的一个弄堂里找了一间房，安下家来。窗下是散发着臭味的横滨河。楼上二房东是个舞女，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客人。就是在横滨河的臭味里和楼上彻夜的麻将声中，彭慧从1947年到1949年陆续翻译了苏联女作家薇拉·英倍尔的《列宁格勒日记》（194初版，1953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再版）和托尔斯泰的《爱自由的山人》（1952年北师大出版部）。前者原名《将近三年》，介绍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人在德寇将近三年包围中，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坚守岗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后者原名《哈吉·牟拉特》，歌颂了高加索山区的非俄罗斯民族在反抗沙皇统治时所表现的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同时对包括尼古拉一世本人在内的沙俄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彭慧很推崇这部作品，认为它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表现。

　　在从事翻译的同时，彭慧又以抗战胜利后蒋管区社会的黑暗，人民的困苦为题，写了《皮大衣太太）、《马校长》、《洋外套》等短篇（均载《现代妇女》）。《皮大衣太太》描写一个小官僚，如何训练打扮自己乡下姑娘出身的老婆，打算把她的年轻漂亮当作自己升官发财的手段。这是彭慧根据从桂林赴上海途中所见一对夫妇的真实情况，略加发挥写成的。《马校长》刻划了一个不学无术，对上级阿以逢迎，对学生横蛮无理的女校长。在当时的教育界，特别是在小城镇里，这一类的校长、训育主任，是不乏其人的。《洋外套》反映了工人生活的贫困，揭露了国民党官员贪污美国救济物资的丑行。

　　这两年里，彭慧一家主要靠翻译写作为生，经济相当桔据。穆木天在同济大学兼点课，算有一点固定收入。每月发薪时用布口袋提回一兜钞票，却买不了几斤米。关于国民党滥发钞票，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困难，穆木天在《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的诗中曾写道：

　　付饭钱的票子堆起来，
　　比一盘炒饭还高。
　　我觉得好像把一把票子硬塞进肚子里。
　　结果还是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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