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彭慧(3)

彭慧(3)

　　文学生涯的开始

　　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彭涟清在武汉一直坚持斗争，直到最后失去了组织联系，才不得不跑回上海找组织。不料王明一伙却借机报复，对她进行刁难。他们让她到一纱厂做工，却迟迟不给她接关系。后来由于帅孟奇等为此与王明之辈进行了斗争，彭涟清在纱厂的工作也有了开展，这才给她接上关系，先后分配她担任了沪东区宣传委员和沪西区委书记。

　　1931年冬，彭涟清得了一场病，病卧中，许多往事交集在她的心中，使她产生了写作的欲望。病愈后，她请求组织分配她搞文化工作。党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调她到左翼作家联盟，让她参加党团。彭慧是左联的执委，担任过宣传部的工作，也搞过一些组织方面的事情。1932年左联党团为新党员办过一个训练班，讲课的有华汉（阳翰笙）、耶林和彭慧。由于原来搞工厂区的工作，对工人比较熟悉，彭涟清较长时间搞的是大众工作部的工作。当时左联组织过对工人业余文化活动的辅导，为工人夜校提供过教员，与工会一起办过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并建立了工人通讯员的制度。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时，彭涟清开始进行文艺创作。

　　彭涟清参加左联时，她的三妹三让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大姐淑端为了掩护两个妹妹，就在上海办了个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改名彭晖。三妹也改名彭玲。彭涟清就给自己新取了个名字叫彭慧。从此，彭慧就成了她日后在文化战线上的正式名字。但她也曾用过慧中、涟清等笔名。她的第一篇公诸于世的小说就是以慧中为名发表在《北斗》（一九三二年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的《米》。内容是描写上海“—·二八”战事时期，在日本工厂做工的工人，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而举行罢工，因要求生活救济而遭到镇压的故事。小说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表现了他们贫困生活的状况。同时，彭慧还重温学过的俄语，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她译过涅克拉索夫的诗和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小说，发表在当时的《文学》、《文学季刊》等杂志上。

　　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穆木天原是创造社的成员，当时已是有名的诗人，一度负责过左联宣传部工作，主要是搞新诗歌运动。共同的志趣使彭慧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在后来的几十年岁月里，共同战斗在建设祖国新文艺的岗位上。

　　八年流亡

　　1937年“八·一三”的炮声震撼了上海。从此，彭慧和穆木天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

　　1937年夏到1938年夏，他们一家是在武汉度过的。穆木天主编《时调》、《五月》等诗刊，继续和原诗歌会和新成立的时调社的诗人们开展新诗歌运动，和进步文艺界一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诗歌为武器宣传团结抗日。而彭慧除了参加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外，主要搞妇女救亡工作。他们在武昌海月庵的两间住房，一间成了时调社会址，一间成了彭慧和她的女战友们议事的场所。在这一段日子里，彭慧写了本关于妇女运动的小册子，参加了子冈、宋元（紫墟）主编的《妇女前哨》杂志的编辑和写稿工作，也创作了几首宣传抗日的民谣和诗歌。其中《农村妇女救亡曲》、《八杯茶》，音乐家安波曾谱了曲。有一首诗是怀念被日寇掠走的孩子们的。那是在参加武汉反侵略协会举行的一次国际妇女招待会后写的。那次招待会上，邵力子先生揭露了日寇从上海把好些由沦陷区俘虏到的孩子运往东京的罪行。彭慧听着报告，止不住热泪滚滚，激动得未及终会，便跑了出来。那时，日已黄昏，在由汉口回武昌的轮渡上，她独自坐着，噙着泪，起了那首诗的腹稿。回到家中，她四岁的女儿已在床上睡了。听着女儿平静的鼻息，想着那些被敌人掠走，失去了父母亲人的孩子，她彻夜未眠，哭着写下了那首诗……

　　武汉沦陷前夕，彭慧一家取道广州，从香港过海，经越南，去大后方昆明。当时广东中山大学也迁到昆明附近的澄江，穆木天应聘到那儿教课。彭慧则留在昆明，先住在姐夫楚图南的家里，后又和三妹彭玲搬到郊区的官渡。写了《滇池岸上》、《后方的乡村》等通讯、报告，发表在《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杂志上。她的《还家》集中的几个短篇，大多也是这个时期写的。在这段时期内，彭慧在了解当地农村生活，熟悉群众语言方面下了功夫。她经常和妹妹彭玲一起，或者独自带上小女儿，到附近的老乡家串门，聊天。她还经常去赶街，目的不是买东西，而是去听形形色色人物的谈话。孩子走累了，彭慧就背她走一段。女儿扒在母亲的肩上，常发现妈妈嘴里老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仔细一听，原来妈妈在重复身边过路人的谈话。小姑娘最初觉得很诧异，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这期间，彭意收集了不少有关云南农村的素材，记满了好几个小本本。收入《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1949）的《巧凤家妈》，就是彭慧这一段劳动的成果。巧凤家妈是个受歧视的贫苦的农村妇女，女儿彩凤被日本飞机炸死，自己后来在为支援抗战而修筑公路的过程中牺牲。在这个短篇中，主人翁巧凤家妈爽朗泼辣的性格、明快的语言、悲惨的命运，以及高原山村的景色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这些都是和彭慧当年在观察事物、学习群众语言上所下的功夫分不开的。1940年离开云南以后，迫于生计，彭慧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没有条件创作。她搜集材料的那些小本本，也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中散失了。

　　1940年，中山大学由云南迁往粤北的砰石。彭意随穆木天离开了昆明。他们途经贵州、广西，在桂林花桥旁的施家园住了数月。穆木天于当年秋天，先往砰石教课；不久，彭慧也接到中大聘书，于是就带着孩子去到砰石附近的山村管埠，那是中大师院的所在地。

　　在中大任教的两年里，彭慧先后开过文学概论、现代文学名著选、历代文选等课程。在管埠铺着石板的村路旁，穆老师和彭老师居住的那座小平房里，经常聚集着一群群年青热情的大学生。他们和两位老师一起，热烈地探讨各种问题。彭慧当时三十出头，比学生大不许多，她和其中不少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什么话都和她谈，包括个人思想上的苦闷，爱情上的纠葛。她也推心置腹地和他们谈自己的各种体验和看法。

　　1942年，中山大学闹学潮。这时，到两位老师家来的学生更多了。他们哭诉特务的迫害，和老师商量下一步斗争的对策。学潮之后，学校当局开除了大批进步学生。为了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也解聘了个把早已声名狼籍的反动教师，而对一些有学识的进步教授却发了聘书，想以此显示校方的公允和开明。穆木天、彭慧夫妇看穿了他们的阴谋，毅然退回了聘书，和被开除的学生一起，离开了中大。

　　1942年夏，彭慧一家来到桂林，先在艾芜家落脚，后在观音山下找了三间平房安下家来。最初，由于夫妇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仅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很难维持。不久与他们同时期离开中大的吴世昌教授到桂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他得知木天夫妇的困境，便聘请彭慧到桂林师院任教。彭慧在教书之余，陆续翻译了契可夫的《山谷中》、班台莱耶夫的《致胡佛总统的一封信》等中短篇，发表在《文艺生活》等杂志上，还译了托尔斯泰的《哥萨克》（1948年，文通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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