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沉樱(4)

沉樱(4)

　　《张顺的犯罪》是写一个出身贫苦、没有自由、过着冷酷劳苦的军营生活的三等兵张顺犯罪的经过。他是独子，为了逃出没有工作，只有忍受不了的饥饿和压迫的乡下，背着父母当了兵。对此，父母没有责备他，希望他寄钱，救济家庭。生活无望的父亲，投奔儿子，希望能在北平混口饭吃。“连一块钱的整数都凑不足”的张顺，请假进城看父亲，但父亲偏偏跟拉车的表叔练腿认路去了。张顺被繁华大街的景色所诱惑，不仅忘了归队盯时间，也忘了一切烦恼。他是请假出来的，想到如山的军法，“身心都战栗了”，回去的勇气一扫而光，眼前是无际的黑暗。绝望中他产生了逃的决心。但他需要钱，可是善良的张顺既不敢明抢，又不敢暗劫，只希望有人可怜他，慷慨施舍他。这个念头经过三思之后，他终于决心扮演一个被劫的角色。他八个铜子买了一把修脚刀，然后走向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掩藏着黑暗的僻静胡同里。懦弱的张顺，“这时忽然勇敢起来，他毫不胆怯地实行路劫了。不过劫的对象不是别的人，而就是他自己，他的衣服，一件件地用自己的手剥了下来，这时刺骨的凛寒，已经使他招架不住而战栗了，可是那英雄般的决心，是毫未动摇的。”他用修脚刀疯狂地向自己的头颈和手背等地方胡乱划去，计划完成之后，凯旋似的奔向大街，边跑边喊：“捉强盗呀！捉强盗呀！”他被人群围起，尽管流着泪叙述其遭难，但没有人施舍他，希望破灭了。最后，在署长的反复桔问下，张惶失措的张顺，只得照实招来，终被从严法办。

　　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悲剧。读后，人们并不想笑，而是想哭。张顺不忍农村的悲苦和压迫当了兵，父亲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城市谋生。张顺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被黑暗现实压迫的结果。

　　以上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生活的。每篇结尾作者都未把故事写得山穷水尽，也毫不发挥，一切弦外之音，篇外之意，读者均可自己想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命运，读者可以自得结果。除《女性》以外的三篇小说，是描写下层普通人物命运的作品，这在沉樱的创作中，就篇幅而言，不占主导地位，但就其精神而言，是难得的，在沉樱的创作思想上，却占着重要地位。

　　尽管沉樱一再对我说，她的小说创作不多，内容不新颖；但我认为，这些作品毕竟是在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出自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之手，其中一些作品毕竟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感受、砚察、希望、追求以及爱憎，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人物毕竟带着历史流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烙印，即使按沉樱的说法，把那些小说看成“历史资料”，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关于她的早期小说，虽不是她成熟时期的作品，但历史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的作品毕竟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

　　五

　　不知为什么，1931年初，沉樱和马彦样离了婚。接着，她到了北京，认识了知识广博、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他学习上肯下苦功，翻译上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的精神，使沉樱受到很大影响。1934年，她到过日本，目的在于学习日本文学。在那里，她游历了不少地方，写下了《在日本过年》等散文。翌年回国，与梁宗岱在天津结婚。梁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她闲居家中，偶有所作。

　　抗战八年，她蛰居重庆，先在北碚，后移南岸，曾和女作家赵清阁亲密为邻。这时期，她在乡下得到了英文《伊索寓言》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因为当时书少，就反复读，英文的阅读能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先是以读为乐，后来试着翻译，希望将美的英文变成美的中文。那时她写作极少。但散文创作的代表作《春的声音》、《我们的海》却是被赵清阁逼出来的。

　　抗战的胜利，使她感到一种民族感情的解放。她兴高采烈地到了古都开封。1946年，在上海的赵清阁介绍她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之后，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国文，还在图书馆工作（在那里，她看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直到离开大陆。

　　这十年来，对沉樱来说，像一块不毛之地，创作上几乎没有收获。但她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人，除了家务，她的生命浸透了书本。

　　她是在抗战中带着孩子离开梁宗岱的。沉樱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六

　　沉樱，终随母亲、弟弟，并儿女到了台湾，好像人生的一个长梦，真真切切……

　　她住在苗栗县头份镇，淡泊的生活中，开始了对故乡的刻骨怀念，耳畔响着杜鹃声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呼唤。在大成中学，整整七年，以教书为生，以翻译为乐，走着人生的路。为了儿女读书，她移居台北，在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一晃又是十年。1967年，她六十岁，退休在家，微笑着寻找夕阳里的光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沉樱也一样，她喜欢小东西——小花、小草、小花瓶……她说：“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关于〈同情的罪〉》）所以连她在头份镇朋友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并以散文《果园食客》记趣，写尽了那片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风声雨声虫声鸟声，这使得她的“小屋”在台湾女作家的圈子里更加闻名。虽居台北，她却常到周围花木扶疏，四季竞秀的“小屋”里，在清晨和傍晚，在撩人感情的古庙钟声飞翔之后动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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