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沉樱(3)

沉樱(3)

　　这就是女主人公的思想，她追求个性的自由和发展，但结了婚，怀了孕，似乎“一个美丽的梦境破灭了”，每天要过忧愁的日子。这种生活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果不惬意地活着”，她情愿死。这种生活，她认为是受罪。如果这样，“我一向的理想都消失了”，“前途完全黑暗了”，她不愿作“一个自己所不愿意作的人”，她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可怕的深渊，“什么都完了！”最后，她打了胎，“一件失掉了的东西，又重新得到了”。但快乐是永远在希望与想象之中的，而实际上则只有空虚。

　　小说主要刻划的是一个争取男女平等，并为社会有所贡献的女性的形象。现实使她时常悲伤，而追求又使她变得倔强：不听丈夫的百般劝阻，坚持打胎就是证明。她不愿“只好听其自然”，而是“为什么对于不愿意的事，要听其自然就算完了？”她要求自我解放，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作战的对手是封建社会及其思想。我想，这就是沉樱这类小说在当时的积极意义。但总的说来，主人公的追求、理想等，都较空泛，没有和社会、民众的解放结合起来，显得没有实在的社会内容，似乎同当时严酷的现实距离较远。

　　除了这类恋爱小说，沉樱还写了一些很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作品，显示了她创作中的思想深度，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主仆》是她创作中最有社会意义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以平铺直叙的手法，客观地描绘了老王的典型性格以及主人的虚伪。老王四十多岁，身躯并不壮大，“手脸是和那破烂的衣服一致的污黑，使人一时看不清他的五官是怎样的形状”，他是只知道姓王、没有名字的仆人，在没有自来水的城市里，做着挑水的职业。他驼背，头总是低着，有毛病的眼睛老是俯视着脚下的地面。他给李家挑水，领取微薄的代价，由于其他仆人的怜悯，他常能得到准备倒掉的饭菜。为了报答这种“恩惠”，他总是到厨房里帮忙，自动地扫地、倒垃圾，做着别的仆人不愿做的事情，于是慢慢地有了近于仆人的地位，而实际上，他是仆人的仆人，遭受着主人和仆人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他老实得连句话都不会说，更不会讨好人。他除了为主人服役，还得听“同事”差遣。每天，他是第一个起床，生火、预备别人的洗脸水、打扫院子、收拾客厅、到河边挑水……浑身的力气总是用得没有一点剩余。但他的劳动没有代价，主人并不给他工钱。老王是个阿Q式的典型。当了李家的仆人，他觉得是意外，是升高，是一种梦想不到的幸福，并抱着极端勤奋的决心来报效主人的“恩典”。老王老实，脾气却倔，遇到别人昧着良心的冷嘲，也受不了，很想发作一下，但一想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也就忍住了。于是，他更为忙碌：“烧火呀，洗碗呀，洗菜呀，几乎成了他的固定的分内的事了。总之，他除了睡眠之外，所有的时间和力量完全是供别人差遣的。”在作者笔下，老王的性格是有发展的。他有奴性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生活，渐渐地使他“感到一点不平和不满，他常想到比自己的工作轻了几倍的仆人，除了额外的进款以外，每月还有三四元的工资，而自己是一点工资也没有，每月一元的水价，由他去买别人的水用……还要自己贴出钱来。”他不平，但却没有不干的意思，气愤不过，忍受不了时，便发恨停工一两天。这时，他总是说身子有病，躲在门房里睡觉，或跑到外面闲散一下，在坐满了穿着破棉袄的人们中，喝点酒。他常常挨骂，被冤枉，他觉得自己不但不该挨骂，而且认为要去骂人才对。但他的火气不能发，也不敢发，不过又始终难以平静下去，一个消极的反抗办法就是装病。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曾为娶亲的事而烦闷。在李公馆，其地位在仆人之下，但一走出这个恼人的公馆，他说话的声音就响亮起来，态度也大方，一点没有在主人面前那种愚蠢的样子”。他有许多怨恨，加上赌钱的惨败，都给他可悲的心灵上涂满了阴暗的色彩。但他经不住太大花言巧语的诱惑：“去做点小生意，娶个亲，老婆孩子地成个家。”几句话，消除了他的一切气恼，于是又一心一意地照着太太的吩咐，一刻不停地埋头作事去了。

　　老王有天真、善良，有愚蠢、无知，也有反抗。作者通过具体的叙述和细节描写，使这位颇具几分阿Q性格的仆人，活现在我们面前。他最终是不干那种既没工钱又要垫水钱的差事了。当他想到自由自在地生活总比忍气吞声好时，脸上露出刚毅的微笑来。也许，这就是仆人对不平生活的反抗，但它实在缺乏力量。固然，我们不一定就要求仆人去参加推翻旧社会的革命，但作者应该写得更高一些，而摆脱现实生活的实录。当然，作家寄寓仆人的深切同情和对其弱点的讽刺，对社会揭露之深刻，隽永老练的笔法，都说明这是一篇成功之作。小说《旧雨》写青年女子的命运，读了它使人想起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小说主要通过李琳珊北上旅行，与大学将毕业的中学同学黄昭芳相会而展开的。她们一块到北京升学的六个人中的三个，由于恋爱而中途退学。有的作了太太，有的堕落，有的婚后受气，过着贫困的生活。小说并没有多少故事，主要是以对话传达着一切。黄昭芳是一位进步的女性，对社会，对现实有着自己的认识：“女人，真也难怪被人轻视，什么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结果仍是嫁人完事，什么解放，什么奋斗，好像恋爱自由，便是唯一的目的，结婚以后，便什么理想也没有了。”“什么恋爱，反正最后不外乎是结婚，可是结了婚，女人便算完了。”她一语道破的，正是“五四”运动后，所谓妇女解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妇女不能就业，没有经济上的真正解放，必然沦为男人的附属品，虽是一生奋斗，争得自由恋爱、结婚（就知识界而言，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妇女能如愿以偿的），但结果，除了生男育女，还有更悲惨的结局。抱着独身主义的黄昭芳就要毕业了，焦急地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她和李琳姗都怀念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中学时代。那时，“虽然也说不出希望是什么”，但“总有个空想的梦”，觉得将来是希望无穷的；“现在呢？从前的梦消灭了，新的梦也造不起来了”，“现在简直是什么希望也没有，只剩下谋生活的念头”。这便是她们，也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真实写照，是现实给一代人心上烙下的印记。当她们谈到加入革命党的萧英时，黄昭芳低声而严肃地说：“你说萧英信的主义，到底怎么样？实在说，我真是莫名其妙。”李琳姗说：“我觉得无论谁也不能不赞成，因为我们想不出另外还有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了。”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她们都承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太深，善于苟安，混日子。在李琳栅旅行的归程中，沉闷代替了来时的快乐，同学们各种各样而又不相同的不幸结局，都不时地在她心头闪现，她伤感地预感到自己也将是她们不幸中的一员。“她们走上的路，现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并且即使不情愿，迟早也非走上去不可。”虽然李琳姗已经现实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但她却景仰起有着自己信仰的萧英来。

　　这篇小说反映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并有深刻的认识力。苟安思想重重的李琳姗，最后对革命党员萧英的崇敬之情，这个结尾使主人公最终呈现出光彩，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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