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冰心(4)

冰心(4)

　　冰心从小立志学医，所以尽管爱好文学，但对于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等科都特别用功，她都争取学好考好。冰心说：“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的。”

　　冰心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一年级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后来女大并入燕京大学，称燕大女校。“五四”运动起时，她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病，“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就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投入爱国运动的行列。同时又被选为北京女学界联合一会的宣传股的成员。白天，她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上街宣传，去大会旁听，募捐，晚上就写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文章。群众游行示威、演说、火烧赵家楼……使这位刚要跨入青年行列的文静女子感奋不已。冰心说：“从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开始，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从“五四”到“四五”》）

　　那时，联合会有自己的会刊，除了会刊登他们的宣传文字外，还要他们再找报纸去发表。冰心找到《晨报副刊》，因为她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她才正式用白话写作，用的是她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文字。冰心说：“放国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士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是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地浮现了。”“看了这些刊物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划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意；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冰心把稿子寄出后，心里反而增加了许多不安，连问他们用不用的勇气都没有。但三天之后，小说居然发表了，而且“冰心”之下，编辑还加上了“女士”。对于作品的发表，她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这时，刘放园抓住冰心毫不放松，竭力鼓励她再写。当时，发表的喜悦也使她无法放下那支已经“写得滑了手”的笔，一口气做下去，几乎每星期都有出品，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雨秋风愁煞人》、《庄鸿的姊姊》等等。这时的冰心，几乎完全陷入了创作的冲动之中，无心做功课，她自己说：“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1920年至1921年——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冰心自一述》）

　　这时候，“她以为‘文艺好像射猎的女神’，而她是‘勇猛的狮子’，在她‘逾山越岭，寻觅前途的时候’，受了文艺的‘当胸一箭’，于是她便从‘万丈的悬崖上，倏然奔坠于’文艺的‘光华轻软的罗网之中’。她又以为‘文艺好像游牧的仙子’，而她，则是‘温善的羔羊’，‘恬静无声地俯伏在她（文艺）杖竿之下’，她又以为‘文艺好像花的仙子’，而她是‘勤恳的国丁’，‘深夜——清晨’，她为文艺‘关心着无情的风雨’。”（茅盾：《冰心论》）

　　由于社会宣传活动和写作，她的理科的功课落后了很多，实验室的实验课，也欠了不少，但都没有时间补上，也没法补。对于学习的前途冰心有不少焦虑，在她左顾右盼之时，周围的人都劝说她弃理学文。朋友的意见终于使她改变了初衷，于1921年理预科两年毕业后，就改入了文本科，而且还跳了一级。从此，她立志要走文学这条道路了。

　　冰心还是一位颇为活跃的学生会积极分子。她译比利时著名作家梅德林克的《青鸟》，自己还演《青鸟），为河北省文安县受灾的农民募集钱款，他们演出不少场次。鲁迅曾陪着苏联著名盲作家爱罗先珂先后看过燕大演出的《青鸟》，爱罗先珂说北大演戏没有燕大演得好。

　　三

　　这时候，冰心开始写《繁星》和《春水》。1921年9月1日，她在《繁星·自序》里说：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
　　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
　　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
　　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〇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
　　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
　　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冰心一直认为这两本诗集都是些“零碎的思想”，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在《自述》里还说：“我立意写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1921年6月23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来了……”那时冰心正在西山参加夏令营活动。冰心所说的记者，就是孙伏园先生。他在为这首诗写的按语里说：“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之后，畏怯的冰心胆子渐渐大了，她说，“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总是应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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