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冰心(3)

冰心(3)

　　表舅王夆逢到烟台后，成了冰心的老师。第一次谈话后，王向冰心的父亲夸耀她“吐属风浪”。冰心说：“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们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助长了她的谈锋，也有益于以后的创作。

　　舅舅杨子敬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是冰心最喜欢的人。冰心说，“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他讲的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表舅王（降右）逢是冰心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由于他的善诱，她才发疯似的爱上了诗，学对对子，看诗韵。冰心的父亲及其同事组织赛诗会，大家议定题目，分头做诗。赛诗会总是晚上在冰心的书斋里举行，她就在一边旁听。至今她仍能记得父亲那些朴实而富有“军人本色”的诗句，这不仅说明冰心的惊人的记忆力，也足见父辈的文化生活对她产生的长远影响。这时候，她不仅做论文，也开始了写诗。能找到的小说她差不多都看过了，兴趣转到课内书的学习上。

　　1910年，清朝海军大臣载洵曾视察烟台海军学校，为了控制海军，回京便派出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翌年的春季运动会上，蕴积已久的满汉学生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谢葆璋已被政府认为是“乱党”，因海军学校学生中有同盟会员、校图书馆里订有为同盟会宣传的《民呼报》之类，所以要对他“撤职查办”。他听了这消息和朋友的劝告后，立即辞职，于是冰心也告别了耳鬓厮磨多年的大海，随父母回到福州。

　　归途中，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在上海虹口，冰心也像大人一样，抢看当天的报纸，关心着革命的发展。她父亲的同班同学黎元洪将军签名的从湖北发出的起义电报，篇末以“黎元洪血叩”收束，那种激昂悲壮的革命之情，深深地打动了冰心，在大家捐款劳军的热潮中，她也把自己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献给革命军。那张她曾珍藏多年的收条上，写着“幼女谢婉莹君”……

　　1911年底，冰心回到久别的故乡福州，一家人在城内同祖父住在一起。冰心说：“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我的故乡》）

　　1912年，冰心考取了坐落在城内花巷的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她回忆说：“头几天我不很习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我的故乡》）

　　在女师，冰心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一封电报召走了她的父亲，于是1913年，他们全家就到了北京。这一年，她没有正式读书。弟弟们上课的时候，她呆在家里看母亲订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类。她从杂志后面的“文苑栏”里，知道了“词”的形式，于是就开始阅读词。“到弟弟们放了学，我就给他们说故事。不是根据着书，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将我看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一年中，讲过三百多段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从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其中我记得有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后，1914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自述》）

　　贝满女中坐落在北京灯市口，是一所教会学校，课程严紧，同时学生们的竞争之心都很强烈，冰心自己也不甘落后，所以一天到晚地做功课。如此紧张的生活一晃过了四年，在课外，除了看些她这时喜欢的笔记小说及短篇的旧小说之外，并没有专心攻读什么书，但英文知识得到了积累，提高不少。这时期，由于在学校每天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冰心说：“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这种“爱”，爱的力量，爱的色彩影响了她一生的文学创作。

　　二

　　1919年，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洗刷着中国的河山，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家是时代的产儿，冰心，就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第一批现代作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中，陈衡哲、袁昌英虽然在前，但作品少，同期的庐隐和冯沅君、苏雪林虽曾有与冰心齐名之誉，但终没有她那样的名气，稍晚一些的凌叔华、沉樱、白薇、陈学昭等人也不能相比。

　　冰心曾说过，是“五四”运动的惊雷把她“震”上创作道路的。

　　1918年秋，她从贝满女中毕业后即考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学习，目的是将来成为一名医生。她父母都认为女孩长大后也应该就业。母亲讲过曾强烈刺激过她的一句话：“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当冰心懂事后，母亲便常常提醒她：“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

　　但那时知识分子的道路只有两条：当教师或当医生。冰心说：“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从“五四”到“四五”》）冰心的父亲也鼓励她说：“东亚病夫的中国，是很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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