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39)

三九

　　6月9日，邓小平在评论他所说的这场反革命暴乱时，对所发生的一切显得异常的平静。邓小平说，这场风暴之所以肯定要发生，主要就是因为缺乏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措施和“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以前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没有把它们作为基本的观念教育人民，教育大学生，教育各级干部和所有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接着表扬了解放军在平息暴乱中对共和国的忠诚和所做出的巨大牺牲。邓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这是当时所有的报刊杂志和新闻媒体中反复重复的一段话。在电视中看到邓小平亲自慰问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戒严部队。

　　后来有迹象表明，对邓具体参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可能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在1989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谈到了天安门事件，虽然他又一次强调了中国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邓小平又说：“平息暴乱中尽量避免伤害人民，特别是学生，这是我们的方针。”接着他又特别批评了赵紫阳，他说：“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几个月后，据报导邓小平又进一步批评了赵紫阳，并且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给学生平反。据说邓小平在会见西德前总理斯密特的谈话中说：“不应该过多地指责学生——问题的根源在党的领导层中。”

　　【退休与历史】

　　1989年6月初的事件，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问题。政治上，需要恢复被破坏了的党的传统；经济上，必须继续实行紧缩政策。国际上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不仅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受到孤立，而更重要的是将会失掉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外国获得的资金与技术。因此需要制定一个调整政策，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这一政策。

　　经济和政治的调整，显然是由共产党所掌握和决定的。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把1989年6月的事件向中国其它省份进行解释，然后即以通常一贯的做法进行更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经济上的调整，主要是缓慢经济发展的速度，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经济政策，使中国较少地依赖外援。特别是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通过了《优化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的决议》。尽管国际舞台上的政策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制定的。但在1989年6月之后，中国通过改变经济模式的调整，大大加速了经济的发展。1989年前半年中国一直期望从发达的西方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进行贸易和得到投资，但是，中国不得已放弃了这种愿望。部分原因是由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变化；另外是由于北京中央政府的鼓励。所以从1989年后半年起，中国与近邻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速度一直增长，在某些方面，香港和台湾是最明显的——这两个地区在很短时间形成了高度的经济一体化。在1990年以后，为中国的经济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毫无疑问，由于需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邓在1989年后半年成了官方传播媒体更为重要的人物，频繁地报导邓会见访问中国的客人。其中有11月份对北京进行非官方访问的北朝鲜的金日成，据悉这次来访主要就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三个月内出版了邓小平的三本书——《邓小平文选》（1938—1965）和两本论文学和艺术的文集。9月份，发行了一个描写邓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广西作为政治组织者的一部电影——《百色起义》。

　　11月份举行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正式同意了邓小平的退休，至少可说批准了邓辞去最后一个正式职务。

　　1989年11月8日，中央委员会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邓对出席五中全会的人发表了离职讲演。

　　据说他对自己的退休私下进行了庆祝。11月13日，他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接待最后一批官方的客人——日本工商业代表团时说：我借此机会正式告别我的政治生涯。这仅是一种伟大的姿态，因为就在那个月底邓接见了非官方身份访问中国的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又一次成为各报纸的头条新闻。

　　不管怎样，作为至高无上领导人的邓小平，从那时到后来是不可能退休的。迄今为止，人们还不清楚在八十年代共产党在重大决策的过程中，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是否认为需要有最后的仲裁人，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邓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在一些重大事情的决策过程中或多或少起最终的仲裁人。从1987年邓退出政治局后，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参加政治局会议了，但似乎是所有重要的政策性的文件和报告都要理所当然地送到他那里获得批准或征求意见。解放军调入北京甚至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事任命显然仍需要经过邓的亲自批准。此外，正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某些特别棘手的事情必须达成妥协时，另外一些领导人就会求助于邓小平出面解决。

　　邓小平这种非正式的超越了政治的、作为一个退了休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更有效地发挥他在1985年全国党代会之后，退居二线以来所形成的激进的作用。在1992年，似乎邓对进一步加速改革的步伐在起更决定性的作用。显然1991年底邓认为1989年保守思想的调整持续的时间太长了。由于共产党的十四大定于1992年后半年召开，因此很有必要采取立即的行动，尽管很明显当时88岁高龄的邓小平身体欠佳，体力较弱，有时说话也不清楚，但是邓开始了他对南方某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的地区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巡视，这些地区主要是上海、武汉、珠海、深圳。这次南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确保了制定进一步的经济政策和继续加快改革的计划，成为12月召开的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旋律。有趣的是，当时邓所巡视的南方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稳定，因此，邓对当地的领导在过去几年中往往是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并且是在一种政府和共产党不能直接控制的经济模式中所做的一切加以肯定和支持。显然邓小平南巡的报导，对中国的其他省份可能产生了更大的作用。

　　除了参加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外，历史工作是退休后的邓小平所关心的主要的一件事。并且有文件表明，他也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尤其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虽然没有他个人对历史观点的记录，然而他的政治观点却是很现实的。以邓小平的观点来看，可能是为了对历史的拨乱反正，又可以为现在和将来提供经验教训。邓鼓励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编写和出版中共党史。邓小平要么是题词或为书名题字；要么是鼓励更广泛地征集党史、人物传记、党史文集、专题报告和回忆录。例如，1987年5月14日邓小平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据地画册》两本书题写书名，又在1991年6月为三本重要的书题了字：《陈毅传》、《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和再版的四卷《毛泽东读集》。

　　就像已经表明的那样，邓对历史的关心决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和末期就已经成为他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邓小平对历史的关心，在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讲话和著作中同样也能找到。有趣的是1989年11月8日正式退休后，邓小平与写他和刘伯承所创建的第二野战军史的历史学家们共同参加了一个庆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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