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13)

一三

　　邓2月份从上海返回广西，他似乎主要致力于右江苏维埃所属部分——东兰的农村土地革命上。到了8月，军事形势越来越恶化，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采用了一个新的城市暴动的方针，命令红七军离开它的根据地向桂林、柳州（都在广西）和广州进发，以致韦拔群领导下的当地壮族人和邓小平的部队发生了冲突，这并不奇怪，因为韦想违背中央命令留下来，而邓尽管已发现这些命令极不切合实际，但仍觉得应该服从，结果邓和张云逸率红七军的大部分（大约7000人）在9月向柳州进发，让韦拔群带领一小部分兵力继续留下。苏维埃几乎马上就遭到了袭击，彻底被打垮了。10月，邓和张云逸去柳州的途中在河池召开了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大会一致认为遭受损失后要重新组织军队，重新确定其目标。最后会议决定不去柳州而向江西的南部——毛泽东建立的农村苏维埃进发，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行军；红七军先进入广东北部，又返回到广西，在通过广东、湖南去江西的路上，邓和张云逸失散了，并一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1931年2月，红七军重新组建后攻占了江西的崇义县城。

　　红七军到达江西时已经不到4000人了。

　　【江西、毛泽东与长征】

　　离开李明瑞和红七军后邓小平去了上海，又遇见了周恩来和去广西以前曾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同志，不论以什么方式，邓关于广西起义的报告被接受了，没有遭到太大的批评，因为不久，在五六月间邓小平被派往安徽代表中央巡视检查安徽党的工作。这时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已被28名布尔什维克所取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王稼祥，邓在苏就认识。尽管新的领导很勉强地接受了毛泽东正在江西所寻求的一条虽然缓慢却更合实际的革命路线，他们一致认为江西应该是中共活动的中心，因此在1931年的前半年决定把党中央迁到那儿。和毛泽东关系密切在李立三时期幸免于难的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年中期，邓小平调往江西，在这里他被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接着又被任命为管辖着会昌、安源和寻乌三县的会昌边区区委书记，这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和毛泽东进行密切交往。寻乌县在毛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通过一系列到农村的调查发展了这个战略，其中有一次就是以寻乌为调查基地的。虽然没有当时邓对毛的农民政策观点的任何记录，但邓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通过江西南部和右江苏维埃内发生的事件对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后来当邓在抗日战争中和四十年代中期担任太行山区的领导时，他反复强调政治教育与生产斗争和游击战的重要性。当邓刚到瑞金时就发现许多党员都在等待处死。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可疑分子进行政治审查，斗争的扩大化，使许多无辜的人遭到残酷的迫害。邓迅速制止了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并强调所有的案子均应该根据党章来进行处理。立即释放那些被非法拘禁的人，当周恩来年底到达瑞金时，他完全支持邓的行动。

　　邓在瑞金任职时间不长，当更多的人员被调到江西苏维埃时，邓又被提升了，调到了会昌边区，负责会昌、寻乌和安源的工作，尽管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只有会昌县。1932年时，邓小平已经明显地成为毛的政策的有力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友谊逐步加深，这一年他成为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但此次任职也不长，不过这次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如曾经指出过的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了两派，他们之间产生了相当紧张的关系，一派是毛和他的追随者们，另一派是28名布尔什维克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当后者迁到江西时，他们试图撤销毛及其追随者的职务，并把他们的政治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们反对毛的游击战的观点，强调放弃地方武装，应创造单一的强有力的正规化的红军，并教条地认为，土地革命不仅应该剥夺地主的土地，而且应剥夺包括富农、中农的土地。

　　大概因为他在广西及后来在江西的经验，邓小平发觉自己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与中央的意见相左，他特别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进行，保证群众对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支持，必须要有一个稳妥的经济环境来维持粮食的供应，因此很有必要对比较富裕的农民采取一种宽容的政策。1933年曾是李立三同事的福建省中共领导人罗明由于对动员群众的态度太消极，受到28名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实际上他仅仅是说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不可能仅靠一些慷慨的许诺就能被动员起来，不管群众对共产党员多么拥护，敌人反复的“围剿”削弱了士气，这是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的第四次“围剿”时期，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攻击毛和他的支持者们所持的观点，把他们与称之为失败主义的“罗明路线”联系起来。毛没有被点名批评，但其他人，主要是邓小平、毛泽覃（毛的三弟）、谢唯俊和古柏都被点了名。邓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他的职务，被囚禁和审问。邓也失去了他的妻子金维映，他是1931年在上海遇到她并于1932年在瑞金与她结婚的，在他受批判的时候，她和他离婚了，不久后嫁给了李维汉。不管在“邓、毛、谢、古”事件之前，毛和邓的关系如何，在这之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条牢固的政治纽带。

　　后来邓被派往一个贫困的边远山区乐安县的中共南村委员会工作后，王稼祥又一次帮助了邓。邓在南村大约呆了十天后，王派邓到他所领导的红一军团的总政治部工作，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秘书长，后来又在宣传部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军队机关报《红星》，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结束。

　　当中共中央机关在1934年10月10日离开瑞金开始长

　　征时，邓小平也离开了这里。但关于邓参加长征的详细情况不太清楚。当邓的女儿问他长征途中干了些什么时，据说他只简单地回答：“跟着走”，尽管他确实记得他爬山时曾经丢了马，丢了大衣，还丢了一卷干肉。根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当长征开始时，邓仍处于被半批判的状态中，后来他染上伤寒，因此在长征途中他的身体没康复，直至中共中央到达陕北。

　　邓的命运的转折点，事实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转折点，都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推翻了“28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并采用了毛的方针政策。邓当时是徒步离开瑞金的，一个较年轻的同事记得和邓一直走到遵义，但后来没有再步行。在获得毛的完全同意后，周恩来指定邓在政治局的遵义会议上进行几分钟的发言，但没有记录表明他在那次会上发过言，只是坐在一边，无疑他对大会的各项议程完全满意。至于其它长征开始前支持毛的人都得到平反和提升。邓又一次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后来长征途中，当红军重新缩编时他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当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红军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扩充加强受到严重损失的兵力。自二十年代后期，一个农村苏维埃已经在陕北这个地区建立起来了，现在得到逐步发展，后来在1937年1月把总部转移到了更著名的延安。1936年前半年邓康复后，参加了红军向山西省进军的远征队中，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成了主任。这一职务是在他后来的十六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担任军队的许多高级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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