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12)

一二

　　邓在1927年到1928年期间的活动鲜为人知，即使在他女儿写的传记中也只是泛泛而谈，大概因为中共秘书处的工作处于地下状态，邓在日常工作中随时都会碰到危险，因此他的行踪始终都是秘而不宣的。后来邓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当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但他和他的妻子与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共住的一幢房子仅被搜查过一次。由于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共产国际想继续控制中共的双重原因，1928年6月第六届中共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共新集体领导班子大部分成员包括周恩来和领导抨击陈独秀的瞿秋白都去了莫斯科。然而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李维汉，——邓在蒙达尼认识他的——在大会期间留下来负责中共的日常事务，邓成了他的助手。

　　1928年春天，通过一张私人纸条的联系，邓第一次结婚了，他的妻子是张锡瑗，一个通晓欧洲语言的专家，也在中共秘书处工作，他们相识于莫斯科，在上海结的婚，不幸的是，这仅是一个短暂的婚姻，她在1930年1月死于难产后的一种疾病。尽管1929年9月中共中央派邓去广西组织政治活动，他在12月下旬的某个时候曾回到上海汇报工作，他妻于死时他正在上海。

　　【广西与农民起义】

　　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共要执行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路线，要在中共领导下发动农民，要建立农民苏维埃，要把农民起义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在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1929年4月，邓小平被派往中国西南部的广西省帮助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小军阀李明瑞，和在二十年代早期举行过一次农民起义的韦拔群，就这一点与历史记录极不一样，据胡华的回忆，邓通过越共胡志明的帮助到了广西。邓和胡是在巴黎认识的，当时胡正住在上海，赶来帮助邓。他建议邓把自己装扮成商人，并告诉他如何对付途中的检查和盘问。在邓斌这个化名的掩护下，邓小平先乘船到香港，然后在印度支那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下又乘船到了现在越南的海防，然后由陆路通过西南重折进入中国。虽绕了远路，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可能是最安全的路，也是最快的路。但据邓榕所述，邓小平乘船到了香港，然后由陆路通过广州到了广西。

　　广西的形势也很复杂，好几年来中共一直设法在此地开展活动。邓这时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被派往广西组织政治运动的中共干部，在两年前还派过于绍杰和张云逸去广西。中共的支持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农民运动；另一个是地方军官。广西的汉人占广西总人口的一半，其余的一半是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壮族，事实上他们是整个中国除了汉族以外的最大的民族，占到广西人口的大约35％，广西的壮族人除了那些居住在西北部左、右江流域的贫困边远山区的人们外，大部分经过上千年的熏陶都已经被汉人彻底同化了。那些剩余的壮族人和广西的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都是属于地方性的。二十年代初，政府的垮台导致了以韦拔群领导下的以右江北的东兰县为基地的壮族农民运动的爆发。起先被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打败，韦到广州的中共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后回到广西再次发动农民运动，这一次运动开展得比较成功，1926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韦拔群对东兰县的控制。主要和韦打交道的那位国民党人也是中共的一个成员，他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了韦和其他农民领导人，稳固地建立了壮族农民运动组织。就是到了1927年，当国民党矛头对准中共时，该组织仍然能够幸存下来。

　　二十年代中期，桂系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是桂系军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广西境内。桂系领导人李宗仁不仅反对共产党，而且也不买蒋介石的帐，不过他的许多军官都带有“左”倾思想或者是中共党员，俞作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中共的支持下策动军官们背叛李宗仁投降到蒋介石那边，结果不仅使蒋打败了桂系，而且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李明瑞也在广西掌了权。这就是邓小平于1929年到达广西省会南宁市时所遇到的形势。在南宁，邓和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的中共老战士张云逸开始着手组建由原先的共产党士兵组成的两个派，继续贯彻俞作豫的向右江流域的壮族起义提供援助的政策。1929年9月，在南宁举行了中共代表大会，同意建立一个红军部队并将农民武装起来。这个月底，李明瑞和俞作豫被迫进行了反对桂系新军的战斗，但是由于没有邓和张云逸所率的两个旅的支持，当时这两个旅已沿右江往上到了离东兰县的韦拔群不远的百色，因此，李和俞很快被打败了，李撤退到了百色。

　　百色位于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的中心，就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仍十分落后，因此它是全国六个接受特殊救济的最贫困县之一。在百色，中共采用了一个组织动员农民运动的计划，很快收到了效果。要使地方人民和红军新战士接受政治教育，军队不仅要在数量上有所扩大，而且要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武装起来，要没收地主的财产，开展土地革命。到12月，邓、张云逸和韦拔群一起组织百色起义，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很快在有一百多万人口的二十多个县相继建立起来，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尽管百色起义那天（1929年12月11日）邓好像没在百色，而是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去了。

　　在成功的鼓舞下，起义迅速波及到左江的龙州。1930年2月，建立了第二个苏维埃和红八军。国民党政府在两个月内镇压了龙州起义，红八军的残余部队向百色转移，但百色的形势也不如起义开始时好办了。右江苏维埃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它没有解除它的敌人和地方民团的武装；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它不注意自己的形象，没有严明的纪律，它在老百姓心目中仍被看作是像军阀那样胡作非为的军队。——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地方观点——因为当地的壮族不可能是像反共的汉人那样反对汉人的共产主义者。当右江苏维埃努力发展壮大时，它发现一旦红军离开这里继续向前推进，地主们能够毫不费力地重新获得他们的统治地位，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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