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2)

二

　　事实上，邓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也反复强调具体时间、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邓有句蜚声中外的比喻：“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尽管这句话直截了当，简明易懂，但是人们对它更深层的含义并不太清楚，某些人还认为这种话是邓的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甚至在中国有人把这句话还作为课题研究。然而当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薄一波问邓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1962年）的情况说的。后来一些评论家说邓从来就没有什么原则和政治见解。照此推论，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遵章守纪勤奋的职员”，他把自己的责任只看作是为党和党的领导服务并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邓对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共产党应起什么作用，肯定有一种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使他党内的对手有了罢免他职务的机会和借口。邓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起源于30年代初在江西他和毛第一次共事的那些日子里。后来就是在延安制定和执行的那些政策，抗日战争期间，邓结合具体情况成功地把延安经验应用于他所领导的太行区时，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得到了首次全面的具体体现。

　　30年代在江西，毛从中国的最低层展开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那时的毛对革命事业既不是教条的墨守成规，也不是急于求成，他知道改造中国需要时间，这场革命的每一阶段所需要的是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同样也需要一个合理而又坚固的经济基础。比如在土改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剥夺了，土改的目标仅仅是剥夺那些大富翁的土地，然而在当时甚至这些大富翁也允许从土改中获得某种好处。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那些相对来说相当富有的中农，绝对不会感到共产党运动的威胁。以这种方式毛和后来的邓都希望既可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又可极大地提高经济的增长。这些能够导致缓慢而又稳定发展的原则正是毛后来在四十年代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接管全国政权的政策雏形。实际上这些原则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也还行得通，直到毛的个人权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才结束。

　　总之，邓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并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确保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直在不懈地奋斗。在邓小平看来，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且也是解决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最明智的办法。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强有力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邓认为，所有这一切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获得，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对，然而这正是邓小平的观点。

　　中国写人物传记的传统方式不同于在西方已经通用的那种方式，其目的不是进行有分寸的客观评估而是在进行大量说教，由此写成的人物传记往往是偶像化的传记，并且缺乏属于西方传记精华的那种科学的分析方法。趣闻轶事、甚至还有马路新闻传统上讲一直是中国传记的主题。西方的传记是靠个人的回忆录，靠采访亲戚、朋友和有关人士；靠个人或公开的文件写成的。一般通用的办法是等到被写的人物死后再写。

　　正如本书的文献书目显示的那样，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资料和文件为传记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出版了大量有关邓小平个人的回忆录（尽管这些回忆录并不完全可信），甚至还能对有关的人进行采访，尽管不可能采访邓小平本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1993年8月也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上卷。实际上在邓小平1989年退休之后，出版有关邓小平书籍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熟悉西方政治家的那些人往往把这种情况联想为一场夺取政治权力的运动，而不是邓的退休。然而正如派伊等人所说的那样，这种解释是对文化差异的一种误解：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真正的权力往往处于幕后，而位置显赫的权力往往有名无实。

　　从实际的和学术的高度来看，这是一部政治传记。尽管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开展了对邓的研究，然而目前能够获得有关邓个人情况的材料还很少。特别是缺乏有关主人翁政治经历和历史背景的资料，这是撰写政治评传的一大障碍。比如：

　　很难搞清楚邓在参与某项政治活动或某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他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改革时代成了更突出的问题，因为这时中国国内有一种一切功劳都应归功于邓小平的倾向。据认为，人们曾试图弄清邓到底亲自参与了哪些事情并在这些事情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料就无法作出合理的推论。关于邓个性方面的资料，由文件和新闻报导提供的极其有限，所提供的都是邓的政治活动和邓的讲话，关于他的情感和态度方面几乎没有。因此，邓个性的大部分资料只能从公开报导的他的那些活动中推断。甚至邓的女儿在她的书中也说邓本人曾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写他的传记……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因此他女儿的这本书无疑成了目前获得关于邓小平个人轶事的一个重要来源。

　　然而，本书也是一本政治传记，因为人们对邓的生活感兴趣，是由于他的生活能揭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发展变化。尽管邓到了40年代才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一名主要人物，但他却参加了共产党初建时期的活动。1949年以后他的生活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此外，邓小平在政治命运上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不仅需要解释，而且显而易见对中国的政治进程具有更普遍的启示。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制度——尤其是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制度——会允许在三个不同时期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不仅能够幸存下来，而且还能够连续地重新掌权，最终竟会成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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