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1)

一

　　〖第一章邓小平，共产主义与革命〗

　　在中国，通常把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认作是改革时代或邓小平的时代。然而，在这段时期，邓小平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担任过书记处的总书记，并两次担任过国务院代总理的职务，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就不再担任这些职务了。1989年11月，邓小平的退休要求被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批准之后，他就不再担任任何的正式职务了。人们认为1980年华国锋辞掉共产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就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式了领导。然而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国内外，邓小平要比那些曾经正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那些人影响要更大。人们几乎都认为整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是中国唯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齐名。邓小平完全有理由被认作是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之一。邓小平取得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领导了对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和经济上所犯的错误进行的拨乱反正；领导了把中国带入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在西方，邓小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形象是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可接受的共产主义的维新派。

　　这种形象，首次出现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之前的那些年中，邓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种政治枷锁，制定了现代化的蓝图和政治改革方向。中国急需在国外和对外关系中改变它的形象。邓小平在这种努力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以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美国、日本、西欧和东南亚各国，在休斯敦，邓小平戴着宽边高顶的牛仔帽在电视上露面，使人们觉得他的中国不再具有危险了。邓小平，一个圆脸的矮个子，就像一个和霭可亲的大叔一样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对苏联的战略中，邓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同盟，美国政府随时可以打中国牌。1979年邓甚至被提名为美国《时代》杂志本年底的世界风云人物，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首次获得此项殊荣。邓的第二个形象，西方一些人不大喜欢，就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所留给西方人的复杂印象。

　　这本传记对邓小平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与实际情况相比，这两种形象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任何矛盾的表面现象大都超越了其真实性。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不一定说那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更愿搞经济发展而不愿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这种理想的追求可能同样也是他的一种组织活动和他的社会责任。他16岁在法国时与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团体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没多久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那时起，党不仅支配了邓的生活，而且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中国共产党派他去莫斯科，把他培养成为一名政治组织者，然后又返回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党1949年取得政权之前，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的足迹遍布了全中国。尽管共产党可能在形式上没有决定他应该与谁结婚，但是肯定对他婚姻的选择和离婚有关，在他女儿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邓的所有三次婚姻都是由共产党的同事作媒，就是明显的证明。

　　在1949年后，邓不仅有荣升为高级官员的资格——特别是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50年代中期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而且也有受迫害和诽谤的资格。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被撤了职，作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刘少奇之后）受到了严厉批判，在1976年毛的最后的那些日子里，邓又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又一次遭到批判并被撤了职务。由于叶剑英和广州军区的暗地保护和支持，邓的这次离职没有遭到太大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可没有这么幸运。然而，就像在1933年邓受到纪律处分时所表现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两次，邓也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尽管这种批评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接受了党的纪律处分，他是以近乎禁欲者的方式接受处分的，等待有机会对他的案子重新申诉。

　　邓小平也是一位热心的现代化的制定者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决心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国。他对马列主义绝不盲从，显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成功的道路，并不总是在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中。甚至到了90年代，邓始终还是号召中国人民紧跟毛泽东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他并不是毛式共产主义政治模式的翻版。邓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是精神实质和毛所期望的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那些书面上的文字。

　　在毛逝世后和粉碎“四人帮”之后，准确地讲，如果不是邓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解释，那么毛泽东思想将是邓复职的主要障碍。因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一段时期曾以“两个凡是”为口号发动了一场攻势。这“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邓在其政治流放中，就强调指出这种论调太僵化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错误的解释。1977年7月，邓复职后不久，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上所做的讲话，以他自己的观点阐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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