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91)_杨公素

九一

　　当大使的出席另一国大使的招待会，时间要掌握恰当，除非特殊情况，不能去得太早，但也不能太晚。太早显得双方关系过于亲热，等于替主人帮助接待。太晚了，驻在国的主要客人已来了，接待的大使夫妇已不在门口迎接，你去了先得找主人表示祝贺，这时主人多半是在陪同驻在国的主宾，还要向先到的各国大使和其他客人（至少你认识的）一一前去握手问候，显得被动与尴尬。我因为有前任大使的经验，在准备参加招待会前，总是让司机先去探路，落实该大使馆的地点，行车时间需要多少，路上车辆拥挤情况，要在恰当时间赶到。所谓恰当时间就是随同大批车辆一同到达，这就显得很自然了。

　　我在越南当大使时，河内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使馆，由于与北朝鲜建交国家不多，它同西方及东南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显得有些孤立，出席他的招待会的各国使节不多。中朝是友好国家，我国的大使馆同朝鲜大使馆关系很好，所以在朝鲜大使举行招待会时，我去的比规定时间早，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显示两国关系的特殊。有时朝鲜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我国使馆人员几乎是全馆出动，使显得冷落的朝鲜使馆热闹一阵子。这些行动都含有外交和政治意义。

　　除了国庆节招待会外，大使馆可以用各种机会举行招待会，如本国政府派来的各种代表团，或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应邀来进行访问等。特别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问时，是大使馆最忙的时刻。在这时举行的招待会，或者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自己出面邀请，作为对驻在国政府招待的答谢，或者由大使出面举行，而这是一个大使馆另一种重要的招待会，驻在国的元首或政府首脑要来参加，招待会上双方要发表讲话，这种讲话往往是很重要的，它不仅谈到两国关系，访问的结果，而且会涉及到国际问题，因而这类讲话人们非常注意，各国政府也极为关注。这种讲话多半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或由其顾问草拟，大使只是一个参与的人。但大量的技术性工作，招待会的一切事务性工作都是由大使馆完全负责完成的，其繁忙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可是在政治上、外交上与两国关系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所以，当大使的及使馆全体人员虽然再辛苦也是愿意干的。

　　§设法接触与注意回避

　　一个大使出席各国大使馆或驻在国举行的招待会，还要注意所有参加的客人，哪些是需要特别接触的，哪些是需要避免接触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一国大使的言行是代表国家的。一些驻在国有影响的人物，平时没有机会见面，往往在这种场合经人介绍与他们认识，从而交结了新朋友。作为大使为了广交朋友不能错过机会。广交朋友的结果不只是结识几个人，对一些在驻在国有影响人物的结识并进一步与他们成为朋友，对于大使的工作是较为重要的。但是也要注意避免与某些与本国关系不好甚至敌对国家的大使或外交官接触，以免引起外交界的误会。

　　当中国执行反帝、反霸，支持被压迫国家独立斗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时，我国与以色列、南非、南朝鲜等国在外交上没有关系，而且还经常支持阿拉伯国家、北朝鲜，及南部非洲国家对这些国家的非法行为进行谴责。但他们同许多国家有外交关系并派驻大使，这样在各种招待会上就可能要和这些国家的大使或外交官碰面。

　　我在尼泊尔当大使时，经常同以色列的代办出席同一个招待会，以色列那时已表示承认新中国，遭到我国拒绝，但它的外交官总设法与我接触。最有趣的一次，是我进洗手间时，这位以色列代办也突然进来了，室内只有我们两人，他就伸出手来要同我握手，在当时我国外交气氛下怎么能同以色列外交官握手，虽然在当只有两人。我当时较为紧张，扭头不顾而去。后来我在希腊当大使时，南非、以色列、南朝鲜在希腊都派驻有大使，这些国家在当时我国对外政策中也是“不可接触”的，特别是以色列和南朝鲜（韩国），前者为了照顾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后者是为了支持北朝鲜的立场。

　　所以当我出席各种外交招待会时，我要注意这几位大使的动向，比如当以色列或南非大使同一些欧洲或美洲国家大使在一起时，我就不去同他们见面打招呼，因为如我过去和一些建交国家大使握手，他们如向我伸手，不握手有失外交礼节，在外交上使别人难堪也令自己难堪，但如握手则在外交上犯错误，很可能引起阿拉伯国家大使的不满，甚至怀疑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否将要改变。那时南朝鲜大使很想同中国接触，在外交场合他常常找机会与我接触，我总是注意他的行动不给他机会。这些看来都是些小事，而当大使的不管他举动的大小，都是具有外交和政治意义的。当然在今天，叨年代的中国，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改变，上述的情况自然也有了改变。

　　出席各种招待会的各国大使，因种种原因，自觉或不自觉的分成几个小集团，如欧共体各国的大使，前苏联和东欧的，南美洲各国的，阿拉伯各国的大使们，他们到了招待会，都是先到各个地方走走，同认识的客人接触，多半找各自的“集团”在一起谈话。我在希腊当大使时常找与我熟悉的大使，如日本大使，他同我曾在越南认识并在事务上互相帮助，关系很好。现在我们又在雅典相遇更为亲热。又如当时南斯拉夫大使，我去希腊后同他交往较多，在观点认识上谈得来，我们两馆的关系也很好。在阿拉伯各国大使中，科威特大使是与我同时到雅典的，在出席希腊政府各种正式礼节会上，因我们是同时呈交国书，所以常排在一起，因而我们谈话较多也很融洽。

　　那时我国尚未同沙特阿拉伯建交，而沙特又是一向以反共出名的，如沙特大使同阿拉伯国家大使在一起，我就不便过去打招呼，但科威特大使特别热心，他主动把我介绍给沙特大使，并把我赞扬了几句，说可以作为私人朋友。这样，在招待会上引人注目的阿拉伯国家大使“集团”，我也可以过去与他们周旋一番了。还有埃及驻雅典大使。因为萨达特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受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它的大使很少同各国大使活动，在招待会上也往往是孤立的，我同他却谈得来，在各种外交场合也常在一起。当大使的代表国家，在各种外交场合上，他的言行既不要显得孤立不同人接触，更不能显得太活跃，像有的大使那样满场飞，到处逢迎，有失国家风度。

　　§一次最热烈的招待会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派出以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先去河内进行第一轮谈判。这次谈判不仅轰动亚洲，也是全世界注目的大事，各国记者云集河内采访谈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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