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90)_杨公素

九〇

　　我的泰莱之行，还曾引起一段小小的外交交涉。原来我国帮助尼泊尔修建加德满都至中尼边境的公路，我们称为中尼公路时，曾引起印度和美国的反对，认为那是条中国南下的战略公路，被尼政府顶住了。现在我又去泰莱，印度误认为中国对泰莱有兴趣，要干预印尼关系，或者准备要南下泰莱。不只印度，连美国那时也怀疑。他们都向尼泊尔外交部询问。那时尼外交部长是由比斯塔副首相兼任，他向我谈及此事，表示愤慨，对印、美大使的询问认为是干涉内政。我也只好一笑置之。在当时，中、印、尼、美四国关系微妙，我的泰莱之行就不单是个人的行动了。

　　作为一国大使，要同驻在国政府交往，首先要通过外交部。两国关系如何往往通过大使同外交部的接触可以看出。

　　新中国的外交，自开国以来就集中统一在北京，一切都由周恩来总理负责处理，当时先是由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后来陈毅任外交部长时仍是事无大小都要经过周总理。驻外大使名为特命全权大使，其实授权太有限了，事无大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的规定很严。驻外大使一切言行都按国内外交部指示进行，一切对外交涉事件，连同如何表态的具体说词都由外交部经过周总理批示发来电报，大使只能按来电指示执行。大使和大使馆可以将了解的情况、对事件的分析及建议报回，听候国内指示行动，不能自己认为是对的不经请示就行动起来。连普通招待会同外国人谈话，除寒喧问候外，牵涉一点实质性问题都不能随意表态。我这次泰莱之行，当然事先经过请示，事后将经过情形汇报。外交部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也就是批准我的报告了。

　　只按照规定，或者上级对某事的指示办事，固然不会出错，但也不是出色的大使。大使作为党和国家的耳目，不开展活动难以了解情况，所以大使必须要进行活动。

　　3．大使馆的招待会

　　外交大使的招待会比起正式宴会来，气氛轻松而热烈，友好而不拘形迹，但在觥筹交错中，在握手言欢时，一个微笑，一次点头或几句话，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姿态，或者是机敏的对付，因为这毕竟是外交的聚会，反映了国与国之间或明或暗、或稳定或变化的关系，或许是历史演变的一次浪花……

　　当大使的可以用各种理由举行招待会，而最重要的每年必须举行的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国庆节招待会。

　　两国间的关系和这个国家在国际间的地位可从参加国庆节招待会的客人表现出来。一个国家的大使在驻在国举行国庆节招待会，驻在国一般只派一位或两三位内阁部长出席，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是不参加的。但是也有例外。记得在50年代初，印度是新兴的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它在当时东西方冷战时自称是中立和平国家，它同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国家都有关系，所以驻新德里的外国大使馆较多。那时印度外交部曾向各国使馆发出通知：尼赫鲁总理因公务繁忙，不能参加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但当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第一次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毛泽东主席出席了，印度大使获得了特殊的荣誉。所以在新德里的中国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时，印度的总统和尼赫鲁总理都参加了。这自然是外交上的对等待遇，也是当时中印两国相互需要友好的一种外交姿态。

　　§尼泊尔国王对中国大使招待会热情友好

　　驻在国出席外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的规格，由各国自己决定。1966年我在尼泊尔当大使时，加德满都有20多家大使馆，各国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尼国王、王后差不多都出席了，一般只坐十来分钟就走。我在举行国庆招待会时，事先不是同尼外交部，而是同王宫秘书处联系好，知道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什么时间来参加。在招待会开始时我同我的夫人就站在招待会大厅门前接待来宾。像这种招待会一般在请柬上写好时间从几点到几点，多半是两个小时，客人是在这两小时内来来往往。因为许多人知道国王要来，所以招待会一开始大批来宾都如期先到了，特别是尼政府各部官员、拉纳家族的贵族、将军们、军队里的现役高级将领都早早来了。国王、王后来后，我即同夫人陪同到大厅特设的座位上就坐，其他的客人照例是不坐的。在我们同国王、王后寒喧问好，国王照例向我祝贺国庆时，就有尼王族、大臣。将军等来到尼国王、王后的面前表示敬意。

　　马亨德拉国王非常精明，一般出席这种招待会只坐十来分钟就走了，但在中国大使的招待会呆的时间要长些，约有三刻钟。他还下座位来到大厅中同来宾中要人如各国大使，拉纳族的老一辈的贵族交谈几句，表示他王家的风度，也自然抬高了中国大使招待会在外交社会的地位，因为有许多人平时是难以见到国王和王后，不用说同他们谈话了。只有在国王走后，其他的来宾才能离开。我和我的夫人送走国王、王后后，就站在大厅门前一一送走客人。

　　在这种招待会上，当主人的大使夫妇除了至少要站立两小时外，还要随时注意来客的身份与地位，招呼使馆人员给予恰当的或者特殊的照顾，对各国的大使夫妇要找机会前去碰碰杯、交谈几句，以表尊重和友好。举行这样的招待会，大使夫妇同全馆所有人员一样，在体力和精神上是劳累的，但也是愉快的。

　　§参加苏联大使馆一次敏感的招待会

　　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凡有外交关系的各国大使都必须应邀参加。但是也有例外。中苏关系从70年代起虽未断交却已恶化，双方驻在第三国的大使馆之间很少来往，在对方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大使都不去参加，最多派一位参赞去。

　　80年代初，我在希腊当大使时，中苏已开始举行代部长级磋商，但相互对立的情绪仍很大。当苏联大使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我在得到外交部同意后去参加了。这个外交行动出乎雅典外交界的意料，尤其引起新闻记者的重视，纷纷向我打听中苏关系情况，引起许多猜测。当第二年我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苏联大使穿着全副大使礼服盛装来中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

　　在这里还要谈一下相反的一件事。70年代末，中国以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反对以色列。而且中东阿拉伯国家也历来以中国的支持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有力背景之一。我的前任驻希腊大使，因为公务繁忙，一天乘车回馆，在馆门前即被使馆管礼宾的同志截住说，某国大使举行招待会的时间到了，要大使及司机赶快驱车前往。

　　于是大使的插着五星红旗的专车赶快掉头开走了。这位司机没有问清楚就顺着有许多大使车前往的地方开去，谁知却开到以色列大使馆去了。我的前任下车即同站在招待厅门口接待的大使握手，但发觉似乎不对头，厅内许多来宾都对中国大使的到来感到吃惊，他一看原来是到了以色列大使馆，马上就离开回馆了。他这次行为完全是下面同志与司机安排的错误，但这一下却引起外交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大使们的轰动与吃惊，以为中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改变了。此事经过解释自然得到谅解与平息。那时正在“文革”末期，他的这次行动也引起外交部的不满与指责，甚至在“极左”思潮下要给予严重处分，还是当时毛泽东主席见了报告批示召回国就行了。从此可以认识到出席与不出席一个国家大使的招待会的意义与敏感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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