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86)_杨公素

八六

　　我国代表团一再强调指出，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发生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完全是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任意践踏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结果，也是越南当局把中国视为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重大障碍，竭力进行反华所造成的；要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维护印支及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必须针对问题的症结，坚决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否则就没有共同基础，难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第二轮谈判由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双方争论的问题仍然是在谈判的共同基础问题上。

　　越方开始反对谈霸权主义，后来提到的霸权主义是反对中国的霸权主义，并举出许多无中生有、颠倒是非的例子。连日内瓦会议中国总理与胡志明主席商定的解决军事分界线的事，也说成是中国强加于越南，是属于霸权主义的行为。他们还反对谈论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认为谈这个问题就是干涉第三国事务，中国支援柬埔寨反抗越南侵略也是中国企图谋求霸权的行为。这样，费时近半年多的中越谈判除了双方争吵一阵外，毫无结果。

　　在北京这一轮的会谈，拖的时间较长，原因是越南代表团团长请假曾回河内一次，回来后在谈判桌上提出一个在中越边境地区停止武装挑衅的“协议草案”，把中越谈判的内容限制在中越边境纠纷这一点上，这是中国方面不能同意的。

　　中国代表团认为两国会谈要谋求根本解决问题，双方应当讨论共同保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谋求霸权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在前述八项原则建议的基础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新的建议，即中国政府愿意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与越南方面共同宣布遵守五点，即

　　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

　　二、不在印支、东南亚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

　　三、不以任何手段奴役控制其它国家，不发动侵略战争，不实行军事占领，已派驻外国的军队立即撤回；

　　四、反对为任何国家集团的霸权政策效劳，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

　　五、不在别国设立军事基地。

　　总之，中国代表团一直坚定明确地主张，如果越南方面确实愿意恢复两国正常关系，恢复印支、东南亚和平，就应该与中国一道讨论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双方谈判的距离太远，谈判就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根据当时两国关系与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我不再去河内，即：我国河内大使馆不派大使只由临时代办负责，虽然越南驻中国大使仍然驻在北京，这表示在外交关系上中国对越南的一种冷淡。降格态度。我于1980年夏季另派去希腊当大使，从此就同越南没有来往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越两国在武装冲突后进行谈判，引起了各国的关心与注视，更引起各国新闻记者的重视，虽然同越南建交的国家不多，而要求采访中越在河内谈判情况的记者却不少。在每次会谈后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就成了各国记者提问的中心。由于双方商定不公开对外泄露谈判的内容，所以对于记者的询问，韩念龙团长只能谈一些我国一般原则性意见，满足不了记者的要求。

　　当时各国新闻界关心的是中越关系如何发展，中越会不会继续作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否有妥协的可能，如何取得妥协等等。各国驻河内的大使也常找我了解情况，我与他们约定，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后再约时间同他们一一会谈。

　　所以在中国代表团结束第一轮会谈返回北京时，我尚留在河内一个时期，除与越方商量第二轮会谈的事宜外，主要时间是与各国大使会见，告诉他们我能告诉的会谈的情况，并说明中国政府的方针，会谈将继续，战争将不再会发生。

　　在北京谈判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较多，每次记者招待会提问的人不少。我曾主持一两次招待会，并经过允许透露了我国对越南援助约200亿美元的主要内容，包括军火援助项目，这些从未公布的数字引起了记者们莫大的兴趣。

　　3．出使希腊：“文化大使”，传递友谊

　　1980年我被派去希腊当大使，这在我外交生涯中增添了另一种经历。

　　§希腊：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希腊是我久仰的文明古国，被称为西方文化的摇篮。在人类历史上曾有它光辉的功绩，处处都有名胜古迹，神话般的遗址。爱琴海环绕希腊半岛，风光秀丽，景色迷人，成为世界旅游的圣地。我接受任务后，即在出国前尽量学习了解希腊的情况与历史，可惜那时尚找不着一本介绍希腊的中国书籍。有一本翻译的（希腊简史），是第二次大战时美国为在希腊登陆的美军之用印刷的，内容十分简单，而且多半为了美国士兵知道希腊风俗人情以及如何对待希腊人而写的。我感到我们的知识文化界原来被称作“言必称希腊”的，竟对希腊了解得如此之少。

　　在两国关系来说，中国与希腊在1972年6月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互派大使，1979年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访问中国，中国外长也访问过希腊。两国签有民航、海运、文化等协定，因希腊那时是海运大国，拥有世界航运中最大的吨位，但中国那时对外贸易额小，航运不发达，又兼两国商品结构不对路，在通商、贸易方面数额很小。但两国间没有任何纠纷，也没有什么需要合作或解决的问题，彼此互相尊重，是属于一般的友好国家。

　　我去雅典担任大使时，正是希腊加入欧共体后国内经济调整时期。在对外关系上，希腊与土耳其历来是敌对国家，又因为塞埔路斯问题双方唇枪舌战，爱琴海天空布满火药味，关系紧张。这些情况我们只能作为一个中立旁观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而对局势的发展却要十分注意。

　　我这次去希腊，只有外交部嘱咐要保持友好，注意地中海及巴尔干情况发展外，远不像去河内时那样受重视。

　　但是我自己要问去希腊当大使要作些什么？当然是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进行调查研究，找出发展关系的可能与共同点。我除了呈递国书、拜会希腊政府军政各部及议会负责人、纵谈中国情况和两国友好外，还常约会希外交部秘书长，阐述我国对外政策和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关于国际间的重大事件，希腊政府也愿意知道中国的态度。自然我也要了解希腊政府的立场。在这些方面我们增加了相互了解。希腊方面无论是外交部或其他部门都不大知道新中国的情况，但却对中国有兴趣，这给我阐述我国情况的好机会。希腊是民主开放国家，各国大使的活动不受限制，我除了与执政的新民主党发生交往关系，对于其他政党、议会反对党，无论左派、右派都可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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