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45)_杨公素

四五

　　我看见对面山顶上日军大炮，看见他们每打一炮高兴欢呼情景，炮弹呼啸着飞来，在我们旁边落地。轰然一声，硝烟大起。我向山口跑去，那时山口小路已被日军机枪封锁。我跑向山口时，有两位机要员小鬼吓得走不动了，我急急上前夹着他俩沿路边连跑带爬向山口外冲去，总算冲出包围圈。我遇见北方局青委彭华，我们三四人沿途遇见警卫连几个士兵，才知道左权参谋长在指挥别人躲避炮弹时，中弹身亡。后来找到彭总随着他行动，队伍渐渐集聚起来。司令部人员损失不大，北方局的同志却有很多下落不明，彭总命我带一部分警卫队进入敌人驻扎地区去收集落伍人员。我们夜行昼伏，模进华家岭附近，见岭上及周围尽是日军，夜间到处点着火堆，根本进不去。回来后才知道北方局牺牲最大，秘书长、调查研究室全体人员被俘，英勇牺牲。

　　这次扫荡后，司令部住在上麻田，滕代远调来代理左权之职，任副参谋长，我调去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作研究员。对我来说，入党一年来，经过了几次扫荡，经受了考验。

　　4．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

　　我在调研究室先做室内工作。从敌占区搜购来的北平、天津等城市的报刊中，研究敌人的动向。那时日寇在冈村宁次带领下在华北搞治安强化活动，我收集整理了一篇研究日军在华北搞政治、经济奴化中国的文章，题目就是论同村宁次的治安强化活动。这算是我在调研后完成的一个任务，这篇文章刊登在北方局出的调研刊物上。这是第一期北方局的“调查研究”，也是最后的一期刊物。可惜这期刊物现在已找不到了。

　　到了1943年，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后的基层民主运动中，我到××村搞民主民生试点工作。那时地方群众工作都有两重性，一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减租应该是向地主、富农减，但在穷苦小村中实际也减到中农身上，要减租就要发动群众，就要进行阶级斗争，组织农会，掌握村的领导权。还要团结被斗的地主、富农们进行抗日战争，斗他们要有限度，不使他们跑到敌人那边去。所以被斗的地主富农不但要减租减息，拿出东西来给贫下中农，还要心服口服，一同去抗战，这就是民主民生运动的实质。我在领导一个村的运动中，听信村支部党员的话出了些偏差。

　　村里贫下中农党员们对本村的老财历来十分痛恨，不只是因为他们有钱，还因为他们在老财的财势下受过气，挨过打骂，有的甚至被老财弄得家破财空。

　　我在这个村搞了近四个来月，虽然名义上由我这个上级派来人的指导运动，但实际上我对村里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进了村便一头扎进村支部，听他们的介绍，进行阶级分析。依我看这个村算得上中小地主的只有两三人，其中一个逃跑了。其余三家最多只能算富裕中农，连富农也算不上，他们有的只在农忙时雇短工，平时在村里摆阔气，喝三呼四的训人，结下了仇恨。运动一开始矛头针对这几家，村支部一班人要开他们的斗争会，我开始不赞成，觉得他们一不是罪大恶极有人命的地主，又不是投敌死心塌地地当汉奸，他们有点田，放了债，减了租、息就行了。于是一个村近二百家就死气沉沉，情绪低落。

　　我一再做支部工作，最后一个近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对我说，不斗某几个大人，老乡们不敢起来，因为过去就是这他们把持村政，称霸一方，谁都受过他们的气，谁也不敢惹他们，你们在这里他们不敢动，你们一走还是他们当家称霸，不杀杀他们的威风，老乡们虽然有了共产党也挺不起腰来。这下我才明白了，为了发动群众，替村支部撑腰，我答应让他们放手干。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大会就开幕，把那几个人，一个个的揪上台，接受老乡们控诉、斗争，有的老乡诉说当年受他们的打骂、诈财、欺压时，痛哭流涕上台殴打，以报昔日之仇。

　　斗争会开过了，老乡们喜笑颜开，村里工作马上开展了，生气勃勃。我自以为很成功，回来一汇报，大家称赞。有人却对我说，你是不是当了村支部的尾巴，发动了群众，丢了政策。这使我大吃一惊，赶紧再阅读文件，我才意识我违反了政策，犯了左倾错误。

　　我要求继续在该村留下同支部一同做总结，一是提高支部的认识，很好体会党的政策，再则也可纠正偏差，弥补损失。这时北方局党校在杨献珍同志领导下也移住该村，北方局书记韩进把调查室的工作暂时交杨负责，我就常去杨献珍同志处请示和汇报工作。那时《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一篇署名王大可的文章讲华北根据地民主民生问题，彭老总来党校作报告时专门提到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讲述根据地发动群众运动的一篇带指导性的文章。文章是秘书李琦在彭老总指导下写的，琦字折开就是王大可。

　　不久，彭德怀去延安，北方局、前总由邓小平政委负责。1943年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我回到北方局。我同宣传部的同志编为一个小组进行整风运动学习。

　　运动开始是很温和的，学习文件除了中央关于整风的通知外，主要学习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到了43年底延安来了人，传达了延安抢救运动的精神，就在太行山开展了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运动就是要清查党内，根据地各单位内暗藏的内奸、敌伪特务、党的叛徒，还有打着红旗混进党内根据地来的一切敌人，包括地主、富农、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异已分子，把这些人揪出来，或者由他们自己坦白交待，把他们从阶级敌人变为同志，就是对他们的抢救。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不同以往，北方局同党校及前总机关各整风组织联合在一个庙内开大会，先是由个别人上台自动交待自己的罪行，或是敌人派来的间谍，或是曾经叛过党的叛徒，讲完后，即宣布宽大处理，算是抢救过来了，接着就号召大家坦白。没有人自动坦白，就由各学习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高呼某人某人姓名，要他坦白。被点名的人不坦白交待，当场即将他捆绑起来，吊在梁上进行拷打，用刑迫供，我哪见过这种斗争法，心惊胆寒。

　　这样的大会开了几次，每次总有一两个人上去坦白交待，接着就有很多人被当场揪出来进行拷打迫供，一些我认识的党内地位较高的老同志也不免被吊起来，真是丢人难过。

　　不久就要轮到我了。我们小组内的积极分子在大会站起来点我的名，说我是敌人派来的间谍，历史不清。我害怕了，怕在这大会上丢人，我提出我可在小组会上交待，免去了在大会出丑，但免不了在小组会上受围攻。那些积极分子们认为我是个重点，两三个小组合起来开我的会。我能坦白什么呢，只能反复交待我的历史和找党的经过，当然不能过关，于是劝说、威胁、恫吓，一切打击都来了，他们可以轮流换班，我则无日无夜的苦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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