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43)_杨公素

四三

　　我写了第一个自传，这个自传强调我做学问的经过，列举我写过的文章及出版的书名，说明自己是北平著名大学的硕士；再述我在山西国军内为抗日战争服务几年，尽了我爱国的责任；重点落在与林荫根的矛盾，是他处处陷害我、排斥我，要求当局替我主持公道、还我自由。

　　这篇自传写好交出后没有下文，原来劳动营改组变为招生办事处，不搞劳动营那一套审问、“改造”的作法，站长的责任只是当扣押的人达到一定数目时，用火车押送西安完事。我知道后，即设法找赵荣声、孟用潜等保我出营，至少也不要送去西安。若送去西安，在胡宗南、蒋鼎文的手里。

　　赵荣声来看过我，告诉是刘戡叫文朝藉扣我的，可能不会送我去西安。我写一信给刘戡表白伸冤要他早日放我，又写信给我在重庆的二哥请他寄钱来我有急用。都请赵寄走。给刘戡的信自然没有下文，二哥不久即寄来几百元。

　　我知道是刘戡不会送我去西安。有了二哥寄来钱，我就想法活动起来先改善我在营中的处境。新上任的处长是个粗人，他在大院内另一个小院同他的姨太太居住，成天打牌喝酒。这个院内扣押人的房屋和事务，他交给他的同乡（湖北人）兼小舅子姓王的管。新处长对我们的食、住不管，只克扣伙食费、办公费等自用。可怜我们这些长住的犯人，吃的是小米夹石子的粗饭，菜只有一碗野菜加盐。这位王管理员办了个小卖部，里面除香烟、火柴、肥皂外，还有豆腐乳、咸菜，以此大嫌我们的钱。我自然每顿要买，而且还请他派人在外边买点肉，香肠等回来吃，就同姓王的关系搞好了，他渐渐对我无话不谈。这位队长克扣犯人伙食费、吞没公款受人的指责，大有保不住地位的危险，姓王的管理员介绍我替队长写辩白的公文，我因此又同姓王的一块见了这位队长，我为他写了辩白书。于是我成了营中的一位特殊犯人。

　　后来躲警报王曾带我们出院到附近大的防空洞躲避，在解除警报返回营时，我请王管理员去附近西工街上馆子大吃一顿。他知道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犯人，是大学生、学者，又曾是刘戡的同上校秘书，罪情不大，在洛阳关系不少，也特别同我接近，在我这里他捞了不少钱。一天从山西前线押来十余名犯人，其中有地工会的何令扬等人，我见了大吃一惊，不知93军出了什么事。晚间我偷偷找到何令扬，他才说出牛克坚在屯留公路丢失人名单，所有在93军留下的除了李之乾、赵大斌逃去北边外都被捕了，王文海被酷刑致死、冯毅被扣在军部，叫刘戡回去处理，他们几人要送西安集中营。他说这是166师师长在刘戡不在时干的，那位师长还说佘秘书是共产党的奸细。我这才恍然大悟，西安方面为什么要盯梢我，刘戡为什么要在洛阳图扣我。我还算万幸，假如我被中统抓去，那将不知是什么结果。刘戡总算手下留情。

　　就是皖南事后，国民党从安徽河南交界处的太和、阜阳一带逮捕大批新四军，约有几十人被押来洛阳转送去西安，因为人数较多，这个大队长忙了三四天才送走。在新四军这批干部中我也是悄悄地同他们接近，才知道国民党蒋介石发起的皖南事变，这一巨大的反共事变震动了我，使我愈加要逃出这个地方。

　　最令我吃惊的是刘群忽然同一批工合的人关进来了，我简直昏了，不知洛阳又出了什么事。刘群一来，当夜我们就联系上了。原来徐立行在伏牛山一带搞了个训练班，准备在敌人打过黄河（那时黄河已在花园口决堤向南流入安徽、江苏）进洛阳后组织游击队伍打游击。他这个训练班被国民党破获，徐立行跑去延安，刘群在训练班被捕了，也要送去西安。我才知道徐立行要我等他的消息却久等不到的原因，原来他是去搞游击训练班把我给忘了。

　　但刘群说他并没有忘记我，只是让我等一等，谁知山西前方出了事，我就等进了劳动营。我讲了我的近来情况后，向他说第一不能被送去西安，一去就完蛋，你是工合会计，借口尚有帐目未清，叫孟用游设法留你几天，俟帐目弄清再送去。第二，我已设法买通了人，可以俟机逃出去，18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在东关，我们可设法逃到哪儿去。他有点将信将疑，经过他同工合联系他又可以留几天。我特意向王管理员介绍了刘群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人一共躲警报后曾去西工吃过小馆，他非常高兴。

　　在6月中旬的一天，我向王管理员说下午去城内吃馆了，他同意了。在黄昏时由他带刘群与我去洛阳城内汤包。在吃饭时买了张报纸，上面载有京剧广告，我提出三人去看京剧，但没带钱，由我同刘群去工合借钱，让王管理员在饭馆等我们，他居然答应了。也是他多次同我外出，我都规规矩矩，一切行动都照他说的做，所以他不疑心我们，这次他却上当了。我同刘群一离开饭馆就先去一家小石灰厂躲避。等到夜深时，我就同刘群去东关18集团军办事处，我们二人就这样逃出国民党的劳动营了。

　　我同刘群于1941年6月从劳动营逃出躲进旧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以后简称洛办）后，一时间在洛阳引起哄动，说是93军一个秘书逃跑了，洛阳军警马上把王管理员扣押，那位队长被撤职，孟用潜的工合被搜查，赵荣声也处在追查之下。我到了洛办，处长袁晓轩早已认识，还认识了处内的各级负责干部和袁的夫人。

　　他们都对我很热情，我们向袁报告了逃脱的经过。他说外面追查很紧，劝我改用一个姓名以作掩护。于是我就用了杨公素这个名字。一则杨公素真的曾有其人，但已失踪多年了，二则我用来可以纪念我的同学好友，有人要查杨公素的家世我也知道，从这时起我佘贻泽就改为杨公素了。

　　来到洛办后，我是十分高兴，终于找到共产党了，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洛办除了本身的人员外，还有不少外面呆不住躲进来的人，其中有演剧四队的几位演员，孙洪也在其内。每天晚饭后在后院玩耍，后院有一篮球场，我在球场上还很出风头，毕竟我在东吴时是校队的，虽然几年没有打了，现在重上球场仍然能恢复当年身手。再就是唱歌，散步，找人交谈，十分自由地活动，我渐渐地与孙洪接近多了，对她产生了爱慕。

　　我住进来不久，洛阳经常有日军飞机轰炸，躲警报时我们出后院外郊区农民菜地分散躲着，解除后即返回。一次我们将返回时，一位同志来告诉我，要我一人留在菜园内等一会。约两小时后才叫我回去，一问才知道是洛阳卫戍司令部来人，按洛办的花名册点查人数。卫戍司令部来人中有位秘书是燕大的学生，据说认识佘贻泽，他是来查我的，而我在花名册上写的是杨公素，他们点到杨公素又不在，说是出差去了，这样就应付了一次检查。这时正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战况激烈，德军进攻很得势，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猖狂，反共更加卖力。

　　朝鲜爱国志士组织了朝鲜义勇军，他们有部分人从重庆来到洛阳要去华北，洛办决定让我们（洛办指导员同几位逃来的人包括我、孙洪在内）同他们一起去华北，叫我化装为朝鲜义勇队的成员，从后院郊区上船，同朝鲜义勇队人员一起乘船离开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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