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35)_杨公素

三五

　　当集中学习办壁报时，我就想到地工会自己要办一个刊物，宣传93军在敌后抗战建根据地的事迹，而且办这刊物可以团结和吸收更多的人。但办刊物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先有印刷厂，有办厂的人，写文章宣传我觉得现在地工会有的是，只缺前两种。我把想法同余、夏他们谈了，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同刘戡、魏巍谈，居然他们也赞成，于是就派我去西安去办这件事，首先是买印刷机器。

　　我在1939年夏天来到西安，仍然住在青年会辛志超处，再去93军西安办事处接洽，那位处长很客气地说，军部有电来由我负责办买印刷机器，他听我的调度。买机器我完全是外行，同辛志超商量，他也一门不摸，好在他有熟人，介绍与我接头，最后决定买一家要关闭的印刷厂的机器和铅字，然后租地方包装，93军办事处也派几个人协助我。对国民党军队来说这是件好差事，虽然只有几千元的买卖，经手人可从中捞一把。起先那位处长也是这样看我，但一经做起来，我却丝毫不沾，不要说通常的回扣、手续费等我不沾手，连卖家请客送礼我一概拒绝，我自己的食住全由自己捞腰包，使这位处长及办事处的人对我另眼看待。在南门外租一间房子用作包装检查机器之处，特别是搬运包装铅字颇费精力，我都每天去亲自动手，搞了近两个多月，一切包装好了交办事处设法运往前方。我在这件事中学了不少东西，而更重要的是结识了几位朋友。

　　我同辛志超较熟悉而且结成朋友，我住他那里，他帮助我购买印刷机器找到懂行的人，使我不致吃亏上当，并介绍了排字工人。重要的是我了解他的为人。他原是北平青年会的副总干事，失陷后他领着青年会办的军人服务部做抗战工作来到西安，他是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总负责人，又是西安青年会的负责人，他与西安各方面军政绅学界有来往，更多的是帮助大批青年去延安，帮助延安出来的青年去大后方，他这里几乎成了燕京同学的来往的交通站。他同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有联系，是他介绍我认识办事处的一位秘书的。

　　他是倾向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份子，在西安已小有名气，他在生活上不得不表现灰色，出入茶楼酒馆，特别爱听河南坠子，居然还捧唱坠子的姑娘，他带着我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姓崔的经常去这些地方，用他的话说这叫“保护色”。他差不多同北平逃出来的说书的，说相声的，做小吃的都认识，而这些地方又是国民党军警特务活动的场所，他故意让那些人知道他是在干什么。可是他很胆小，对我，看来他是考察了一段时期才同我深交，把我算作他亲近朋友之一。我劝他在晋南93军驻地搞军人服务部，他后来派了几个人去，由于在敌后他们活动不开，在一次扫荡中他的人都跑回西安去了。

　　再一位就是孟用潜，他负责工合西北区，前次从延安回来已同他认识，现在他的任务大了，负责的地面宽了，他正积极筹划去洛阳办合作社。我从辛志超那里知道他的背景很复杂，他家在北平基督教很有地位，他是燕京老同学，做过外国通讯社的记者，现在搞的工合不仅有外国背景，新西兰、美、英等都捐钱，而且有孔祥熙当他们的大老板，所以，工合运动在全国前线和西北得以开展。更重要的是老辛向我透露他可能是地下党员，在中共党内有一定的地位。我同孟用潜认识后，这次在西安专门去他们办的在乡下的工业合作社，如打铁的、做陶器的、手工织布的工合去看看，发现领导这些社的工合人员都是青年学生。

　　我对之有了好感，一再动员劝他去晋东南办工合。后来他去过一次晋南，到93军同刘戡、魏巍见过面，也在阳城、晋城等地办了几个合作社。在12月政变后遭受到打击就逐渐撤走了。我是在孟用潜处认识熊其杰的，我动员他去地工会，后来他去了当上地工会的经济科长。我的想法是让他搞印刷厂，他也的确负了很大责任。特别催办机器运输，选定在王屋山里的厂址，召集工人，他付出了很大的劳动。

　　韩乐然我们在延安就认识，此次在西安又见面了，他是从西北回来，照了很多照片，在他整理照片时，我去找他。双方都高兴见面，各自叙述这几月的经历。他当时挂了一个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的职务，据他说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李济深，专门了解与协调战地前线各个军队之间的矛盾与磨擦，自然八路军与其他进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矛盾较多。我劝他去山西前线特别是去93军看看，我专门介绍了魏巍的情况和我们搞地工会的作用。后来他去了山西，在12月政变后，他为魏巍与八路军联系，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将在下节叙述。

　　1939年9月我返回山西，那时地工会驻在沁水县朗壁，靠着沁河的一小村里。地工会工作还较顺利，派去各县的地工队一反过去33军团的与地方对立的形式，都同各县各方面关系搞得好，主要与牺盟会合作，它才是这时各县的实力派。现在许多县长都是牺盟会的，同时也有八路军工作队，实际是中共县委会的公开名称，中共的抗日活动一切都由牺盟会出面。有的队像浮山的冯毅领导的地工队同牺盟会和八路军工作队关系搞得很好，他们常将中共、八路军的报刊、书籍和通知借给我阅读，这样我的思想就渐渐发生了变化。

　　我回到地工会作为总负责的秘书除了了解我不在时的全部情况外，多与余毓生、夏讷等交谈大后方及山西前线的形势，他们对办地工会工作很乐观，因为有刘戡的信任，魏巍作为主持人，又与国民党军队并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独立的干自己的事。当时工作的重点是在各县，由地工队做团结联系工作，遇到作战时，动员县政权及群众支援军事行动。地工会总部只是机关工作，作为指挥者魏巍的助手，传达指示，收集情况与各县队联系。这时流动宣传队已成立，由夏讷任队长，我建议开一个艺术训练班，请一些懂宣传艺术的人来上课提高我们的宣传艺术水平。

　　我在西安时曾找过全国漫画家协会西北分会负责人刘铁华。朱天马（朱丹）等人，他们将该会的供给部长从事漫画木刻工作的陈平介绍给我。他积极支持我创办艺术训练班，他拿着93军介绍信到长治决死三纵队政治部见到董天知主任，请来在该部工作的刘韵波来我们训练班教课。

　　当时参加训练班的除流动宣传的儿童外，还有一些成年的地工会人员。邵大勇任副队长，乔耀世为艺术指导，还有陆秀云（郭兆南）、张文颖（张晖）、朱秀贞、朱仲英、周文远、罗从。盛寿令（邢起、盛烈）、任保顺（任群）、崔文进（崔巍）、崔振鸿（乔谷）、吉庆元（陈播）、孔繁缟（孔斌）、冯耀临（黎光）等。

　　我为什么还记得他（她）们的名字，因为在12月政变后，我先后帮助他们脱离93军去抗大分校学习，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外交工作，1951年进西藏，一干就是十年，后来又出国当大使。“文革”后的1981年，我从希腊使馆回来休假，遇见了当时在晋南搞地工会的同志，其中有余毓生（改名为余克坚），贾向春（在交通部工作）等主张招集原来在地工会的同志开一次座谈会，回忆当时的工作、思想、生活的情况，准备写一本集体回忆录。我当然赞成，于是这个座谈会就开成了。由于他们的联络，集中了当时93军地工会旧人员约20余人，大家几十年重新见面，非常亲热，除了相互交谈这几十年各人的经历外，还座谈当年办93军地工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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