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34)_杨公素

三四

　　我们回到西安，知道93军仍要留在晋南，原33军团撤销，魏巍主张一定要争取刘戡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要求我们三人仍回93军工作。对我来说思想上有了转变，回山西去继续抗日，搞敌后据点，是我去延安后的想法，答应了继续去93军搞敌后工作，余、夏同魏巍等不久即返回山西。我向魏说好，为了准备搞敌后据点，我还要在西安进行一些活动。我仍住在青年会宿舍，与辛志超成了朋友。可说食住在一起，无话不谈。我提出要去山西搞敌后抗战根据地的事，辛极为赞成，并说共产党八路军已在敌人后方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要我与他们联系好好向他们学习。

　　2．重返晋南敌后

　　回到晋南后，情况有了变化。

　　在魏巍他们离开山西后，他所办的33军团地工会由该军团刘信芳秘书长负责，刘是国民党右派，他从西安战干四团调来一些人，在地工会建立三青团。他指导下的地工会和派往各县的地工队，与该县的地主老财搞在一起，反对牺盟会及其派出的新县长，在阳城、浮山两县摩擦较大，打击基本群众，甚至逮捕牺盟会区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双方（地工队与牺盟会）互相指责对骂，闹得破坏团结，互相敌视，大大不利于团结抗战宗旨。魏同余毓生、夏讷返回山西后，即去阳城、浮山制止地工队的作法，余毓生借故撤去阳城地工队长职务，使摩擦事件缓和下来。后来33军团撤销，地工会交93军，我回到山西时，刘、魏即派我同余毓生去接收和整理33军团的地工会，准备成立93军的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由于33军团地工会在刘信芳主持下从西安战干四团调来百余人，这些人虽然多数是青年学生，但不同程度的受了国民党蒋介石派的正统、法西斯思想的宣传，反共意识强烈。

　　魏巍想另创一个局面，在地方工作上他要以赵城训练班学员为主，因为他是该班的教育长，我们算是他的助手。所以我们去整理接收，根据两个原则，一是原赵城训练班的学员一律收留；二是由西安战干团来的基本上仍遣回西安，除了少数愿意在山西敌后搞团结抗战的，可以留下。因此我一宣布原赵城训练班的都留下，西安战干四团来的，愿留下团结抗战的欢迎，不愿意的听其自由，他们中除少数人如李士珍外，绝大多数要回西安，除了在敌后生活艰苦、待遇低（一个月只要20来元）战争危险外，还有政治上的分歧，他们要独掌地方政权反对与山西牺盟会等团结合作，这样留下的就不多了。

　　我们回到93军住在阳城附近的军部，集中学习约一月。这一百多人的训练班首先由魏巍向全体讲话，主要讲明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思想进步，同各方搞好团结，认清形势，共同努力做好敌后抗战的地方工作。刘戡这时重新批准他来晋南敌后抗战，情绪很高，曾带着夏讷到阳城等县政府主持附近各县共同抗日的协调与支援工作。我们（我同夏讷、余毓生）实际主持了近一月的学习，主要用延安带回的书籍为教材，各人自己阅读，分组讨论，看得较多的书有《大众哲学》，各国革命史和《论持久战》等，还有文艺。小说，另办一个学习园地的墙报。我在这次学习中以领导者身份主管行政工作，对于在敌后抗战我表示了建立根据地的观点，坚持主张93军要有固定的作战地区，我们地工会主持这个地区的地方工作，以为93军抗战的基地。这个思想是我从延安回来前后就形成的，当时参观了延安，心中就有了“他们能干的，我们也能干”的想法，这个想法无形中与刘、魏，特别是与魏的当时思想相吻合。

　　魏巍当时是93军参谋长，刘戡的亲信，军队一切大小事由他负责，对他是委以全权、言听计从。魏大革命时期在黄埔军校学习，是国民党左派，清党后逃去上海闲住，看了不少书，除了文艺外，还看了关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一般读物和书刊。他当时耳闻目睹中国现状，认为革命已失败，这一代人已难以挽回，从而向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产生了拉队伍、自立江山，在那中国内战时期，要能掌握军队和一些地方政权再作讨论的想法，但几经周折终于不成。

　　后经李默庵、刘戡介绍，在刘戡当团长时做其副官。在陇海战役中，刘戡负了重伤，他从战场上把刘背回，救了刘一命，刘的左眼就是这次战斗打瞎的。由于这个关系，刘把他当作恩人，送他去南京陆军大学，带职学习三年。在南京时魏巍曾与大革命时相识的共产党员欧阳若钟等人交谈多次，又与当时在狱中的彭述之的兄弟也交谈过，他们认为中共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第三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西安事变后，公开看到中共的文献较多，他注意研究，认为现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正确的，但他要走自己的路。抗战开始，他由陆大回到83师先当顾问，后当参谋长，1937年底，1938年初先后与八路军配合在忻口、沁水打了几个小胜仗，加深了他在山西敌后自己搞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刘戡虽然一切听他的，但在敌后抗日作战犹豫不决。

　　1939年初经魏巍说服，也想在山西作战搞点成绩，又决定请求返回山西。因为那时武汉失守、蒋介石退到重庆，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没有通盘计划，蒋自武汉失守后，虽然仍掌握抗日全国统帅，留一些他的嫡系部队在山西，牵制阎锡山与中共八路军的势力他是愿意的。刘本人作战勇敢，但没有什么谋略，在敌后抗战的一切都交魏巍，他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发展很快，他常说抗日战争为了国家危亡不能不与中共联合，但抗战胜利后就难说了，可能要同共产党又要打一场生死战争。这个话他在1939年国民党消极抗战总形势下就说过，后来不幸而言中，他终于死在反共内战中。

　　在1939年初我们重返山西办地工会时，刘对我们是信任的，还特派我为军部秘书又兼地工会秘书负主要责任，地工会下设工作队，每个工作队约十人左右，它们的任务是做军队的后勤工作，协调、沟通与地方政权及各方面关系，同县政府、牺盟会搞好关系，改变过去33军团的作法。

　　当时我们以赵城训练班的人员为主体，在93军地工会名义下搞地方工作，仍然保持着当初战地服务团的生活与作风，我们大家仍然一同生活，不脱学生习惯，彼此以同学或同志相处，魏巍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我们为同工。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20元，我以军部秘书身份拿80元，但我并未完全自己用，补助了会里的费用。当时沁水有一儿童宣传队，是邵大勇他们在33军团的地工队时，召集十几个小学毕业生娃娃组成的，这些孩子活泼可爱，做宣传工作唱一些抗战歌曲，表演儿童戏，很受老百姓和部队喜欢。93军组地工会时，大家想留下，但一没有这个编制，二不另给钱，他们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经过大家讨论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将大家每月生活费由20元减为18元，大家拉平，省下的钱给儿童宣传队用，改名为流动宣传队，增加了几个大的队员，请陈平等为老师，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专搞宣传的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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