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25)_杨公素

二五

　　在打箭炉近两个月，结识不少西康建省的官员们，刘文辉请来了几位“专家”“学者”替他捧场筹划，其中有位学者姓蒙的，曾有过关于元史的著作，大学教过书，成都名士之一，还有一二位知名人士帮助刘来筹划西康建省的财政、文教工作，他们不愿在打箭炉久住，要在大雪封山前回成都，于是我们三四人约定结伴四川，沿途不安全，又没有军队护送，他们不知从那弄来一位由帮会（哥老会）派来的人护送我们到雅安。我们一行三四个滑竿，我这次也雇了长途滑竿，由两个抽大烟的抬着，走了约一礼拜到了雅安，这次走的不是进去的路，沿途翻山越岭走的小路，过了几个铁索桥，虽然路险道路又不平静，我们却安全到达了成都。这段路程，使我认识和经历了许多不只学校连外间世界都不大知道的事和人物。走天全，营经小路，翻山越岭，沿途树木茂密，山涧险阻，见不到人，这是小偷小匪出没之地。见有人行走，他们即突然出现，抬起手枪叫停下检查，施行抢劫，但我们有同行朋友（保镖的袍哥），只要他上前说几句话或者亮亮牌子就安然过去了。

　　到了黑夜住在小镇上，镇上都有财东、富户，我们不住鸡毛小店，由同行朋友介绍住财东大户家，不但招待好，而且非常巴结友好，一是他们与哥老会有关系，二是要结交川军刘文辉，他不只是将来西康省的主席，川军的实力派，而且还是那一带哥老会的龙头老大，谁都不敢不买他的帐。所以这次短短几天跋涉，我们没有受到什么危险，反而平平安安地过了。

　　到了成都后，住在青年会宿舍，计划去云南的事。那时由成都去云南交通非常不便，从川南去要经过大小凉山，由于川军汉官的镇压政策，凉山彝族（称为黑倮倮）经常出来袭击抢汉人去做奴隶，要走这条路需要有大批保护。我无法只好坐中德合办的航空公司飞机去昆明，十二月初到昆明，那时能坐飞机是件稀奇事，不是当官的有公事的谁坐飞机旅行？所以我到昆明，第二天报上就登有考试院特派员佘贻泽来昆的消息，真是天晓得我竟然突然成了名人。在昆明住在青年会新修的宿舍后，就拿着学校及考选会的文件去云南省政府交涉。云南省政府非常协作，由教育厅介绍去省府办公厅档案处，说明凡是有关土司的文件档案，都可给我查看。当时云南主席是龙云，他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大土司。我不但可以在档案处看，还可以借出来，因为文件资料太多，我除了自己抄写外，还雇了一位人替我抄写。

　　在云南时值西安事变发生。对于蒋介石，由于大革命的关系，又看到他从济南事变起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态度，我对他一直非常不满，更何况他是个独裁者，与我的民主思想不合。但那时由于要反抗敌人的侵略，总希望国家强盛起来，能够抵御外敌，虽然对国民政府不满，但它毕竟是我国的政府，代表我们国家，恨它软弱，对外投降，对内专制，但又盼它振作来，能够与外敌抗衡，更不希望再内战下去。所以对西安事变，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蒋介石独裁居然被扣，忧的是他回南京后国家大事怎么办？北平、学校怎么办？所以急于返回北平。由云南回北平那时可走越南，法国人办有滇越路小火车，路途方便。听说法国人在河内常扣留中国人，凡是带有红字的书，例如《红楼梦》也要被扣留，可见他们怕共产党达到如何程度，我犯不着去冒那个险。不敢走那条路，还是乘飞机回成都返北平比较妥当，于是我在1937年1月经由这条路返回燕京。

　　在这半年多的调查收集资料中，我接触到西康、云南一些官场人物，颇有感触：西康建省是当时一件大事，但刘文辉并未把它当作重点，他的中心是在争夺四川政权，西康藏人士司已在他兵力控制下，在与西藏当局签订岗拖停战协定后，划金沙江为界，他已无后顾之忧。红军过后，中央军来，他最怕中央军占地不走要挖他的后根，现在中央军薛岳部队撤走，红军又已北上，他积极建省占据这块后方地盘，用他的秘书长来管理就可以了。但西康建省，打箭炉为省会，地处严寒、物质缺乏，对外交通不便，薪资菲薄，居民不多，只千余户，汉人陕、山帮经商，往往欺诈康民，如以烧酒换狐皮，藏民心中不满，所以愿在当地做官的除少数谋生者外，都没有作长期打算，弄几个钱就要回川。当大官的如厅、处长级官，非刘文辉私党外，都不安心，一到打箭炉安定下来，就互相请客、打牌，以消时日。中央军虽走，留下有几个留守处、调查处，他们是中央机关，同省级单位互有矛盾，彼此也以请客设宴，打牌应酬，居然也把我拉进去，我饱餐过了几次就不参加了，一则赔不起时间，我有我的事，二则实在看不惯他们那套作风。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当官的，给我的印象太坏了。后来听说他们（包括什么中央的、西康省的官）怀疑我来西康的目的，打听我的背景，我更恼火了。

　　杨秘书长有两个女儿同来，小的嫁给在康定小学校校长。学校校长（是一个中小学合办的学校，学生多为汉人）没有多大油水，因身体关系又不能干别的。所以一肚子牢骚。

　　我在他家吃饭，当然给伙食费，就同他夫妇同杨秘书长的大女儿认识，并且天天聚首，尤其晚上围火谈天，闹得很熟习，从那里也知道一些当官的内幕。那位大小姐高中毕业后待字闺中，年纪与我相同，来到打箭炉，名为照顾她父亲，实是游玩观光。但她竟对我发生了好感，不但与我亲近更替我办事，把我的要求向她父亲报告。渐渐我发现不对头，这位大小姐与我好另有目的，常常单身来找我，谈她的身世与处境，她也有许多烦恼，更需要的是爱情。我却不敢接受，她长得并不丑，人也温柔可亲，但我怎么能和她深交，事实上根本做不到。我走时在她二妹家吃饭，她还哭了一场，依依不舍，这是我去西康调查中一个小插曲。

　　我回到燕京后，即埋头写我的论文。《中国土司制度》共分五章　，分别为绪论、制度、沿革及现状、改流和结论。西南边省土司多至五百以上，自元朝以来，变化不少，我的论文的特点：1．各朝土司的分类统计，演变包括一些重要土司的家谱，改上归流的情况；2．现存土司的分布，在一张西南各省地图上标明其地址，它们的现状和我的建议，并不完全是一篇理论性的而是结合实际、提出问题谋求解决的时论性论文。这篇论文突出的表现现实调查的特点。5月底论文写完，接着政治系由吴其玉教授主持论文答辩会，除了本校教授如顾颉刚外，还请有校外知名学者如陶孟和等。审阅论文举行答辩，对我论文内容及调查情况，回答都满意，只有一个问题突然提出来，即国家的要素是什么，这个简单基本问题，出乎我的意外一时竟想不起来，好在这并不影响我论文的通过和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的获得。但这个事我记得一生。

　　这篇论文，印一式两份，一交学校，一交新亚细亚学会由顾颉刚转交，实践我的诺言。“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自然不提什么论文的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审查我，竟找到了顾颉刚先生调查我的情况。顾颉刚先生大吃一惊，他本以为我已牺牲了，现在却发现我居然还在，于是告诉造反派，我那本《中国土司制度》论文，他于1944年以中国边疆学会名义替我出版了，由成都正中书局印行。但是我始终没有见到。还是我重返燕园教书时，我的学生张植荣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说是由土纸印的。

　　我去边省调查一事，引起校方与同学们的注意，一时在校园也成了大家知道的人，司徒雷登还特别请我到临湖轩他住处见我并请吃了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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