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24)_杨公素

二四

　　看了不少书刊，知道了中国土司制度的来源与演变，我写了两篇文章，一为“明代土司制度”，一为“清代土司制度”，投向顾颉刚教授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徐叔希见了除鼓励外，还说不要在研究有一点所得就急于发表，还要深入下去。因为向《禹贡》投稿，就同顾颉刚教授认识，有些古籍中的问题我向他请教。他是对边疆问题有兴趣而且深有造诣的学者，我们一谈就投合了。徐叔希一年后就离校，据说因为日本军部对他关于东北问题的意见很不满，已列入黑名单中，他只有离开北平，先是去南京外交部，后听说去美国了。燕京政治系由吴其玉教授负责。实际我的研究是由顾颉刚指导的。

　　收集图书资料、了解中国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来源，经过及演变，只完成研究工作的一半，重要的是要调查研究现在的土司情况。贵州是土司最多的省份，清代进行了改土归流，绝大多数士官管辖区已改为县治或州治。西康也是由赵尔丰改士归流，但民国以来，康区土司反对改流又恢复了土司，当时尚未有西康省，只是在川军刘文辉管辖地区成立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刘文辉为委员长筹备建省，那一带还用川边名称。云南还保留有大批土司，特别是滇缅交界的地带。

　　真正要研究中国土司制度，就必须去这些地方进行实地观察。我把这个意见向吴其玉和顾颉刚两教授谈了，他们都支持。但那时川边、西康、云南，不但交通不便，地方不安宁，而且兵连祸结，要去那些“蛮荒之地”，谈何容易，路费就是一大困难。经过顾颉刚的介绍与推荐同南京新亚细亚学会拉上关系，由该会资助一千元作为预付我这篇论文的稿费，将来论文写成后印一份给该会。新亚细亚学会实际是戴季陶的考试院办的，由考试院改选委员会派我以一个特派观察员名义，以便同西康、云南两省当局交涉允许去边界地区调查并给予协助。同时燕京大学研究院也给我开具了证件。

　　我有了这两个名义及有关文件证明，去川云两地有了保障。新亚细亚学会的一千元是不够的。燕大研究院资助500元，我家里又寄了一些钱，一切就绪，我在1936年7月就动身了，先去了南京与考试院接洽，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的头子，不知叫什么官衔的陈大齐还接见了我，我这个学生带点官方名义溯江而上到了重庆，那时去成都可不容易，重庆是杨森地盘，成都是刘湘地盘，他们虽未打仗，但各霸一方，成渝交通有公路，但汽车公司有几个，各有背景，一般在内江过江后要换去成都的车。我到了成都后，人生地不熟，先找一旅馆住下，怎样去川边打箭炉颇伤脑筋。在南京时考试院的人告诉我，刘文辉将派人去打箭炉（现在叫康定）等建西康省，任乃强是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之一，他与西康土司有联系，给我一介绍信去找任乃强请他帮助我去西康。

　　我找到任乃强，他很友好，知道我的情况后，同意带我先去雅安，刘文辉所在驻地，再一同进康。我在成都住了十来天，即同西康建委会一部分人其中有任乃强的侄子去了雅安。途中发生了一件事我一直不能忘记。我同西康建委会几个人坐的是卡车，他们是由成都去建委会的文职人员，我算是外人，看在任乃强的面子带我去雅安，车过新津河后休息，我见新津河很美，去河边玩玩，回到茶馆休息处，卡车忽然不见了，他们并未等我就开车走了，把我一人甩在那里，我跑一阵去赶车当然赶不上，我一人站在荒郊野路上不知如何办好，我真想哭，行李都在车上，幸而我身上带有点钱，但那时看看已到下午，前不见村，后不见店，徘徊路上直愁没办法，忽然来了一破旧装货卡车，我苦苦哀求，允许带我去雅安，当天到不了，车在邓崃过夜，我住在一家鸡毛小店里，跳蚤、臭虫咬一夜，第二天总算到了雅安。我心中非常气愤，那些小职员在车上总是盘查我，好像我是抢饭碗的冤家似的，中途甩掉我，让我在那兵荒马乱地方去找死活，多年来过惯了学校生活，遇见这种人和事真不是滋味。

　　到了雅安后，找到任乃强，他引见我见了建委会的杨秘书长，是刘文辉的红人、军师，这次去打箭炉建省就是由他带队负责，刘文辉本人并不去，一切由他全权负责。这位秘书长据说是位文人学者，现已是老政客，周旋于四川军阀间，很有套手法，对我表示客气友好，我带着两种身份，他自然很会应付，领我去见了一次刘文辉，强调我作为燕京研究生的身份，同意带我进藏。我们于8月中旬由雅安动身前去打箭炉。一行人由杨秘书长领头，我随任乃强夫妇及一些文职人员（多半是中下级处长科长等官）为一中队，他们处长以上多坐滑竿，我同任乃强的侄子步行，行李雇一挑夫，随队前进。

　　杨秘书长自然是官轿，又有马骑，还有一个团的刘文辉的军队护送。浩浩荡荡，队伍排至数里地，声势赫赫。我们走的荣经、天全、沪定路线，要翻过大相岭小雪山。沿途一方面看见川边群众生活贫困，苗羌族人民更为穷苦，一面又看到中央军在追赶红军后到处“胜利”撒退，川军对他们颇有怨言。我将沿途所见以及日行路程都写信给顾颉刚先生，他在《禹贡》上以通讯方式发表。

　　到打箭炉后，安排同任乃强住在原来川康专员公署内，我即进行收集调查工作。看了原专员公署所有关于西康土司的档案材料，把它们大半整理抄写下来，又去访问了打箭炉一带最大的明正土司，他是清朝封为宣慰司，是西康最有势力最有田产的大土司，家中由一藏族老太太主持，她的土司职务虽由赵尔丰撤销，改土归流，她的管区在晚清改为打箭炉厅，民国后又历经四川省及川军统治，但她家在康藏族人中仍有威望地位，当时要管理那一带康人却非与她家搞好关系不可。我去访问她，招待很好，所有我提出的问题都愿意回答。沪定、打箭炉还有几位土司，我都去访问了，还参观了土司住所。另外一大收获，就是西康建省委员会搬来打箭炉后，全西康在金沙江以东的土司头人都先后来打箭炉拜见新的省头头，一切都由杨秘书长主持会见。任乃强讨了一位康区小土司的女儿为老婆。她这次同来，所有她家及与她家有关系的土司来到后都要来与她和任乃强会亲，我因此通过她与这些土司作了详细的交谈，得了不少现实材料。

　　我在打箭炉住了一月多，当时杨秘书长要派一特派员去关外，安抚各土司。打箭炉以西有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折多山，山西面称为关外，那里是一片广大草原，是西康藏族世代居住的地方，现有大小土司数十，寺庙上百，整个西康草原归他们统治。川军主要是刘文辉部队又在各地沿赵尔丰改流时设立的县驻扎，于是有两层政权的情况，刘文辉的军队存在时，县政府权力可以实施，否则土司可不理汉人政权。西康要建省自然要实际管理这些地方，所以要派特派员前去巡视、宣示省政府的意旨。这位特派员知道我是专门研究土司的，极力怂恿我同他一起去关外，这自然是个好机会，同他一起除了安全有保障外，会见和访问所有的土司当然不成问题，对我研究调查工作大有帮助。但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需要买一匹好马，雇一个佣人，置备整个冬季服装，要花几千元，我作不到，同时时间要几个月，我还要去云南，时间也不许可。我只好忍痛放弃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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