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18)_杨公素

一八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步步向中国进攻，蒋介石却一味妥协退让，集中大军向共产党进剿。但江浙一带，尤其是上海、苏州等京沪一线地区，自“一二八”后，已忘了日人屠杀，有钱的仍然花天酒地，当官的仍然醉生梦死。苏州成了真正的天堂，有钱、当官的都在苏州买地建房，另筑别墅，有的金屋藏娇，有的贪图隐居，以便幕后操纵，有的躲避流氓绑票，加上苏州原有遗老遗少，都在这里安享乐园。苏州在上海、南京之间，交通方便，最重要的街窄、桥多，不通行汽车，使上海等地盛行的绑票杀人案件难以发生。吴侬软语，服务周到，人人视为天堂。东吴校园充满世外桃园的气氛，学生们课堂之余，谈情说爱，吴宛茶馆听书吃小吃，元妙观，观前街，茶楼酒舍，一派太平景象，哪里还想到“炸进来，炸进去”的现实。我虽在这天堂里，也享受了世外桃园的生活，但于心不甘，也写了些小文加以讽刺，我记得我写了一篇杂文，叫“哀莫大于心死”，登载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表示我当时的心情。

　　当李顿调查团来华，正是“一二八”上海抗战停战后，这个团也来杭州，名为考察，到杭州车站时，一些所谓当地知名人士上车要求接见，申诉意见，杭州学生也有去的，我那时正在之江大学借读，也赶去参加了，李顿调查团的成员在车厢内见过知名人士后，还走到车厢外来与站台上中国群众见面，我们一见到他们就自动的呼口号反对日本侵略，这也算是表达了中国人心愿。后来李顿调查团报告发表，国联决议案都对中国不利，揭示了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的失败，当时有报纸讲弱国无外交，我对之不同意，认为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弱国更需用外交以自强，并举西方德、意国家统一利用外交的事例，写了篇杂文“弱国无外交吗？”登载在《民国日报》副刊上。这两篇短文表现了我当时对国家大事的思索。

　　国联发表了李顿调查报告，接着通过决议案，国民政府接受了，中国学生却极不满意，许多报纸发表意见。一种是站在政府立场表示国联的报告虽然有缺点、错误，但说日本无理由说是自卫，又不承认“满州国”还是好的可以接受，反对的说该报告偏袒日本，诬蔑中国，提出国际共管东北自治，是英、美、日出卖中国的阴谋，中国人民不能接受。我写了一篇评论该报告的长文，从日本侵略的事实、国际法的原则，国际上关于中国的公约，以及英、美、法从“九·一八”事件来对中国与日本的政策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主要是人民的意愿）几乎是逐章逐节的批驳李顿的报告。

　　这篇文章登载在1934年的《东吴学报》上。这个学报并不对外发行，只是东吴大学的学术刊物，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交流，在社会上、学术界上影响很小，几乎不为人知，而在东吴校内却颇受重视，但也只在某些真正读书研究学问的学生中受到重视。这个学报创刊不久，多数登载先生们的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我的文章能在上面登载，说明学校当局对此文的认可。由于以上的一些写作，我作为一个研究学术的学生地位在东吴就被公认了。从此，运动场上我足迹少了，坐图书馆的日子多了。

　　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学令我极不满意，但是我对国际法、国联关系、各国政府与政治这三门课程很有兴趣，还曾想过将来要当一个外交家。东吴大学图书馆很可怜，藏书太少，特别是中文书藉，但订了不少美国杂志。当时我的求知欲与做专家的想法很强烈，大量的读看图书馆有关的书。有本美国的《外交季刊》杂志，我每期借来看，各国政府与政治，按照书中的引导，使我对英国的议会政治制度较为信仰，觉得美国的总统制不及“巴力门”（即英国的议会政治）。由于在课堂上听先生讲太无意思。我上课就看自己爱看的书，不去听老师讲些什么。有一次上一个美国老太婆讲的国际关系课，她叫我不要看课本外书，要听她讲，其实是念课本，讲话很不客气。我受了批评很恼火，想要治她一下。

　　于是在下次上课时，我就提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在美洲讲门罗主义，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而在中国却要讲门户开放主义？她一时答不上来，反而恼羞成怒，说这是美国的政策，她有爱国心，不容许反对她国家的政策。她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面红耳赤地下课了，从此她再不在课堂上耍威风了。我找了一条整治这种不学无术的“教授”的办法，在课堂专门找几个棘手的难题问他，使他（她）知道学生的厉害，然后在课堂上就不干涉你了，他（她）讲他的，我看我的，互不干涉，当老师的完成了他们的教学任务，当学生的干自己的事，他得薪水，我得学分，和平共处。我在东吴大学三、四年级的学业就是这样完成的。我利用上课的时间翻译了一本英国人写的《意大利政府与政治》。这本书是应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出版公司的约定翻译的。该公司忽然要出一套政治丛书，由清华大学教授陈之迈主编，利用我这廉价的学生翻这本书，后来在我毕业前1935年初出版了，可怜我翻这本书只得了150元稿费，另一面我却因此而在东吴四年级班上得了名，我满足这个小小的名气。但我并不喜欢这本书。

　　我在学习各国政府与政治课程中，基本上只读了两本书，一是讲英国的，一是讲美国的，还有一课比较政府，虽然讲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政府，但不脱英美两种制度。吴之芳讲的中国政府与政治，不要说受到其他教授的批评（如清华大学陈之迈教授写过一个书评，贬低他书的价值），连我也看不起，我曾在课下与同学们闲谈时彻底地批判它。我当时的政治思想是崇拜英国的议会制，认为巴力门民主是较好的政府组织与政治，政府及其政策由国家多数人的意见为主，是真正的民主。意大利曾亡于德沃，后来由三杰主张独立自主，其爱国行为受到尊敬，但意大利不统一，政治纠纷闹得不安宁，最后墨索里尼进兵罗马，用法西斯手段统一全国，组织棒喝团，实行独裁，意大利才能在欧洲大陆上成为强国之一。

　　意大利的复兴成为当时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个课题，为国民政府中一些人所宣扬，尤其是某些有背景的报刊所鼓吹，极力主张中国要富强必须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路。英国人写的这本书是同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我翻了这本书而且出版了，不也是赞成法西斯主义吗？虽然这本书根本卖不出去，它的影响太小，我这个主张英国议会民主的人却翻了这本书似乎不可思议。1934年正是日本积极侵华，国民政府妥协投降，闹什么中日亲善之际，目睹国家软弱、受强敌欺凌，而又不统一，假若出一个墨索里尼把国家统一起来，抵御外敌使国家强盛也未尝不好。这是当时我思想中的矛盾心情。

　　在苏州东吴校园里七年多的生活与受环境的熏陶，我已相信资本主义的思想了。虽然读世界史，知道由中世纪走向民族主义国家的形成经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掠夺与血腥历史，但个人自由主义得到胜利与发展，放任主义laissez-faire是我信仰的主义。认为不要外力干预，人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工作去奋斗，最终能达到极好的世界。这正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时代的思想，我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在我学校生活中、读书研究工作中得以实行。这个思想影响我很深，可说是根深蒂固的，后来我逐步了解了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无产阶级的专政的理论，并从事革命工作后我费了很大的劲想通个人放任主义的不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以发挥个人的才智与能力为理由我身上仍然带有放任主义的痕迹，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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