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6)_杨公素

六

　　他们就如此在沙市私自（背着父母）开了个碾米厂，由大哥管理机器生产，二哥负责经营掌舵，他们这个厂，取名为正明。这在当时沙市还是第一家，过去食米都是用人工春磨的，这种机器碾米质量好，价格合理，马上就被人们接受，走上市场了。他们这个碾米厂在沙市立了脚，站稳市场，在我们家和巫溪县也立了脚，使县里一些在外读书的青年主要是夔府中学及个别在重庆读书的学生羡慕。我们家躲棒老二在刘家坪、两河口住不下去时，沙市自然是一个迁居的地方。但当时我父母似乎不愿意去沙市，他在巫山买了房子，后来又在巫溪县城里买了房子，把刘家坪那个家搬进城，不在乡下住了。叫大二哥把他们的老婆搬往沙市自己去过。第一步是二哥来巫山接走他的妻子。我那时十三四岁，正是少年时代，父亲叫二哥带我去沙市，读书或者学生意由大哥、二哥决定。我自己却是朦朦胧胧的跟着来到沙市，这个在我眼光里的大城市，却不知自己的前途将如何安排。

　　大二哥在沙市这个厂我还要多说几句。碾米厂生意不错，过了几年大约在30年代初扩大了，改成面粉厂，还是叫正明。面粉厂比小小碾米厂规模大得多，资金也多了，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因我一直在读书根本管不上厂里的事，虽然厂内的员工都叫我四老板，我是家中的老四。这个厂在沙市开下去，发生过几件大事。30年代国民政府向美棉麦货贷，美国麦子进来，又好又便宜，一下就把正明厂搞垮了，因为厂里收购的大量本地麦又贵质量又差，亏了大本，厂看来开不下去了，于是向上海银行借款。上海的银行资本家比沙市的小厂家门槛精，办法也多，于是由他们派人来监督，工厂维持了，后来逐渐恢复，工厂办得有起色。但是足足为上海银行干了四年多，就是说这四年多赚的钱都被银行拿走了。

　　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正明厂才搬离沙市去西安宝鸡。胜利后又回到沙市，二哥俨然是个资本家，在沙市商会中是个人物了。这其中同沙市各方面发生过许多纠纷，我一点不知道。另一件就是大二哥他们两人闹矛盾，大哥佘燕昌管机械，是辛苦的，但他管不了厂。厂里大小事务由二哥管，银钱帐目在他手中，厂内事务大到招股东，厂外同地方上商界来往，应酬、打官司、处理纠纷，小到收麦子、仓库用人、花钱等都由二哥经手负责，他渐渐比较专断，处理事件把大哥甩开。大二嫂都来沙市后，自然是两个家，二嫂能干也厉害，事事占强，她们两人的矛盾也引起了大二哥间的矛盾。我后来去苏州读书，每年只在假期回沙市，常常听到大嫂的诉苦，后来她死了，大哥居然在苏州乡下买了两个女孩子说是当丫头，而且搬到荆州城里去住了，后来同其中一个女孩结婚，弄得名声很不好。他们之间究竟闹了多少纠纷，我一点不知道，也丝毫不去过问。

　　记得在三十年代初，我已在大学读书，一年寒假我回到沙市，恰巧父母也在，大二哥在父母房里吵了几夜，我根本不去听，也不打听，后来据说在父母面前分了家，他们两人占的份额我不知道，当然二哥占的要多。四川巫溪县那一摊，主要是田地似乎也分了，我们家在巫溪有多少田地、房产我不知道，听说虽然分了，但交给我三哥佘贻栋管理，因为只有他一人在四川。二哥会经营，他除搞面粉厂外，自己另外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大哥就靠在厂里的一份，除管机器外，搞新玩意如无线电、收音机等，他的境遇就不及二哥。我仍在读书上学，由二哥负责上学费用，好像我分得一份家当由他保管。这些都是后来听说的，当时我一点也不想去打听。

　　还有一件事，是母亲同我谈的。她老人家很自歉似地对我说，她给我订的一门亲事，就是她娘家的侄女，生病医不好死了。她问我有什么打算，是不是再自己找一个，“你这样大了，又在读洋学堂，该你自己找了”。她老人家很担心我的婚事。我说：“妈，自己不能自立，没有本事就不能成家，你看大二嫂她们是怎样过的，我还能有一个媳妇在这个家里受气吗？”妈听了很同情，只叹气，流眼泪。这是我妈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我永远都记得。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二哥及其全家又回到沙市，厂又开工，生意又做起来。二哥想在政治上找靠山，没有参加国民党却参加了青年党。大哥依然过他的逍遥舒适生活。解放战争，大二哥并未站在国民党一边，因为那时他们已知道我是共产党，他们的上大学的子女都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有的已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在学校里活动，他们都知道我（叫我四爸）在共产党、解放军区域内工作。据他们后来对我说，好像共产党有股磁力把他们吸引住了。这样在沙市解放战争中他们站在解放军一边。解放初期，党的政策是发展工商业，正明厂仍然存在，大半做的是政府加工订货生意，但还是有钱可赚。

　　记得在1950年大西南解放后，外交部派我去重庆在西南局领导下负责外事工作，我带了几个干部去重庆组建西南外事处。那时是由武汉乘轮船去四川，船到沙市停泊一夜，当时还不能夜航，我上岸去二哥家看望，受到了他们全家大小的欢迎，非留我吃饭不可，饭后二哥陪我上船，在沙市大街上走走，各大商店去看看，他很高兴、殷勤地向我介绍各大商店情况。虽然是夜间匆匆一过，我觉得沙市比我当时读书时要繁华多了。这是我同二哥最后一次会面。后来我去西藏工作了，同沙市方面断绝了往来。

　　在50年代，大约是1955年前后，我来北京开外事会议，居然在我大哥女儿佘名华（她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家遇见了二嫂颜姐，才知道二哥在公私合营后，受不了职工们的轻视，他投江自杀死了。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要他交待与青年党的关系等。他是个个性很强、顶要面子的民族资本家，有能力，会经营，但自信自尊心太强，最后走向绝路。因为他的事影响了他的小女儿入党问题。大女儿和儿子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校里，参军时已入了党。直到80年代他的问题才平了反，结论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二嫂活到九十来岁才去世。

　　1950年我去重庆乘船过万县，在万县停泊一夜。大哥佘燕昌正在万县为正明厂收购麦、棉（好像他们又在合伙经营纱厂），我上岸去看了他。他自然高兴得很，他还带一个摩登女郎同住，只介绍她的名字没有说什么关系，马上包了一桌酒席，请了他在万县生意的朋友，为我大摆欢迎宴会，我对这套很反感。

　　1962年后，我调回北京外交部工作，他忽然来信说他在各地旅游，要来北京看我。我那时还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爱人生病在天津疗养，身边只有小瑜在芳草地小学读书。我同意他来，于是在1963年秋天他来北京同我见过一面。这时弟兄见面，共同语言不多，他简单地告诉我在上海住家，没有讲他的生活情形，实际他是在当二房东，后来公私合营，房子归公，他大概拿点补贴过活。住了几天走了，后来听说他被判为坏分子，去安徽一个农场改造，后病死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我在沙市学习了三年多，同开正明厂的大二哥的关系，仅是如此。我要感谢他们的是并没有强迫我去钱庄当学徒，同意我、支助我读书，直到研究院毕业，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坚持，更重要的是父母替我留了一笔钱由二哥代管供我上学。没有这点，恐怕我不能读完大学。

　　我一直不管厂里的事，实际我也管不了，更不愿去插手。所以我同正明厂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一次，就是在过年时要写幅对联，我找到国文老师，他说出一幅好对联：

　　正其名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副对联受到大二哥及全厂职员大大欢迎，我也自行得意，认为我为正明厂做了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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