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自传(17)

一七

　　采访美军的新闻反而比较方便，我也感到胜任愉快。静宜大姐和妹妹们都由陈纳德将军安排由昆明飞印度，再由印度的加尔各答乘美国邮船到美国加州旧金山和父亲与继母在一起了。我没去，我留在中国，等待战争结束，因为我想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在那个时刻完全没有出国的念头。1945年春就听到美军传说欧洲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了，德军已在欧洲战场大撤退，盟军亦已收复了不少失地。美军已光复了菲律宾，亚洲的战事也很快会结束了。

　　美国十四航空队协助保卫大后方重庆和昆明，西审、西北地区日本飞机来袭时受到迎击，已经很少出现。我经常报道美军的消息，当然也窜到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部，但和飞虎将军相熟、相识以至发生感情，都是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上海重逢之后的事。在那些年代中国人对于异族通婚的事还是坚持非常保守的态度。

　　有一天十四航空队的一位官员送来一包衣物，是大姐从美国寄来的，托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送来给我，和来看望我的毕君刚好相遇。那位军官走后毕君一面吸烟，一面就教训我说：“美国人来援华我们当然感激，但有些家伙不但到处找女人，还居然到大学里去找女学生，太不像话了。”我听了这话很不是味道，就回答说：“他们对我都很客气，都很有礼貌。我每次去采访，他们常派车子接我，又送我回报社，很守规矩的。”毕君冷笑一声说，“他们哪敢对你不规矩，他们都知道‘老头儿’对你们姐妹多好，他们当然不敢妄想。”飞行员都是壮丁，大家喊50出头的陈纳德将军做老头儿，是尊敬而又亲切之称，但毕君这样称呼他似乎又别有用心了。

　　这也可以说是情变的导火线吧。

　　胜利来临时，我在昆明，毕君在贵州。8月，中央社要我去上海工作，那个地方有大新闻，而我又有幸得到美国空军的照顾乘坐军机去上海。我要到上海工作，也要去上海看望久别的外祖父母。我知道不少人都希望早日回家乡，但苦无办法，火车、柴油车、手推的轮车，甚至步行或乘坐小船、坐黄鱼车，这些我都尝过了。毕君希望我们一同回香港再作打算。他人在贵州，我在昆明，怎样聚合，聚合之后又如何去香港，这些问题都是我担心的，更何况若我不马上去上海，我大好的工作机会会被别人捷足先登，我不愿放弃的。

　　我爱毕君，但我还年轻，若去香港，再见他的父母，可否就会把两人的终身大事定了呢。在战乱中多灾多难地捱过了近4个年头，我要到上海痛痛快快地过我的青春。我告诉毕君我已决定乘军机去上海，他若来聚，我答应在上海等他。我告诉了他我外祖父母在上海的住址。我回忆到我们的初遇，我更不会忘记我们一同从香港逃入大后方那段辛苦的经历。但这次我也有我的选择，我刚过双十年华，我还想看看浪漫的世界。

　　毕君说：“有谁在上海等你？”我说：“没有，只有外祖父母。”我说的是真话。

　　毕君说：“我还想到英国或美国再多念点书，你也可以和我一道去。但你得和我在香港聚面，我们再商量。”

　　我想我欠他太多了，我在香港举目无亲，若到了美国还得投靠父亲和继母，那是我绝对不想做的，那是下下策。在抗战的洪流中我捱苦、捱饿都捱过来了，父亲不接济我因为我违反他的命令，但我也战胜了考验，我知道我能自食其力；但我没有资金到外国留学，我也不能靠毕君；他若出国留学当然得靠父母供应一切，我能靠别人长久的接济吗？虽然他爱我，但我能接受别人长远的资助吗？除非以身相许，但我还想要自自由由地活一下，我就是不认命。

　　毕君说：“那我们再会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说：“我会的，你不用为我担心。”我说不下去，我已泣不成声。

　　1948年我们在上海再见面时，我已和陈纳德将军结婚。

　　为了上海虹桥的新房，为了民航公司在虹桥机场的停机楼，公司找来了一位建筑师——毕君，他拿着一个烟斗，比以前更成熟了，见到他我还有点初见他时的那点震荡。我们握手，他说：“你一点没变。”他说谎，我们都变了。他还握着我的手。

　　那些过去的事，就像昨夜的星辰，好像许久以前的梦；和着清亮无邪的记忆，和着哀怨，我将永生好好地收藏。

　　【初识陈纳德】

　　我是中央通讯社第一位女记者，因为40年代新闻机构还很保守，不愿女性作采访。1944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社昆明分社时是试用，在编辑部做助理。我的工作是在晚上把所有来稿阅读后再加标题。因为在中学和大学多年来一直负责校刊编辑，因此对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当年中央社昆明分社社长是陈叔通，总编辑是邵冀之。

　　我们在昆明的办公室靠近金碧路，我住的地方是西坝，那儿是高级住宅区，并非是我住得起的地方。因为要找一地栖身，所以应征做一家云南富户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替两个小男孩补习功课。这家人家的男主人抽鸦片烟，脸色苍白，真是满脸烟容；年纪不大，但显得衰老。女主人长得很标致，但教育水平甚低，说话时嗓音很高，有点刺耳。她对我很关心。我有自己的房间和浴室，和他们的住处有些隔离，就如北方的四合院，中间隔个院子。两个男孩子很淘气，不太用功，倒喜欢我为他们说故事。晚间我和他们一同吃晚饭，然后再到中央社上班。男主人睡得很晚，大概中午才起床，晚上吃饭时却会和大家在一起。他对我也很客气，还称我做老师，我还未到20岁已被称为老师，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但作为流亡学生能在云南的昆明找到一个舒服的栖身之地，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中央社虽有员工宿舍，也依规定配给我一个房间，但非常简陋，而且空气不好，我没有接受。

　　我入中央社后不久，省府的某个机构为了庆祝新年，送给中央社一部吉普车，指定由中央社员工摸彩、谁摸到幸福号码；吉普车就由得主领用。当年在战时的昆明有一部吉普车多神气，而且价钱也很惊人。我是幸运儿，摸到了头彩，但中央社总编辑却做了另一个不公平的决定——吉普车由全体采访员使用，司机和汽油由中央社负责，当然我个人没有钱雇用司机，也无法买到汽油，但我可以把吉普车转卖，大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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