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自传(4)

四

　　在中国较为高雅的男人玩花鸟、下棋、吟诗、饮酒唱和。

　　女人的担子很重，因为她们不但要理财、担家计，还得为丈夫解决许多乡里间的大小事务。中国女人以前真不是弱者，虽在压迫中仍得挣扎求生存。我的祖母可算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不过她还算有远见，丧夫后把大儿子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她不想大儿子受旧社会的影响，她已失去了丈夫，不愿儿子步其后尘，这一点我很佩服。

　　再说廖家。

　　廖家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外祖母邱氏是外祖父唯一的夫人，而且两人相守至80多岁。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号忏庵，讳思灵，别署珠海梦余生，与廖仲恺先烈是亲兄弟，同是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任职，入外交部后先后任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清末曾被派往美国，而认识了邱家小姐，他们在旧金山结婚，外祖母受的是欧美教育，婚前从未到过中国，是个地道的土生华侨，和陈家祖母刚好是个鲜明的对比。外祖母穿的是法国服装、高跟鞋，祖母有的是三寸金莲；外祖母能用英、法、日、德、西班牙、葡国话与人对话，祖母则专念佛。外祖母养了两只哈巴狗，又坏又淘气，而且宠到极点，这在当年的东方社会并不可多见。

　　外祖母弹钢琴、玩桥牌，回到中国又学会了搓麻将，但她最喜欢的是跳舞，而且常穿红缎做的高跟舞鞋，据说那都是在巴黎订做的。外祖母穿洋装、烫头发，喜欢用各种名牌香水，为此她的儿女们都有点洋化。外祖母读过很多英、法名著，也和一些英、法作家通信。早年在北京，外祖父娶了这么一位新潮女郎，使得廖公馆常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外祖父也很自傲有这么一位出众的娇妻。

　　外祖父精通外语，他的中文根底也极深，当年和梁寒操、汪精卫、叶公超等文人有诗词往来。抗日战争，廖公退休，避居上海。汪精卫投敌，组伪政府，一再到上海请外祖父出任伪外交部长，但为廖公婉拒。他在上海8年全靠变卖家藏古董名画度日。汪氏送年礼，廖公也不收。

　　夫妇两人住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撞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与女儿女婿（上海名律师钱乃文）一同过日子。壮年时代的富贵荣华，以及北京时代外交部街上大宅车水马龙的盛况，都成了过眼云姻，但廖公处之泰然，日以诗文自娱，寄情诗酒，不为利诱不为名谋，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我上中学时才开始了解母亲，对她生出一份无比的爱心。伦常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微妙而深刻的，它对于双方经常是一种考验，而在人类所有感情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心该是最无私的，可惜的是，它并不是一条双向线或互惠的。我想小孩对父母的观感，多半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幼时最亲近的人，可能就是塑造我们一生的人。

　　我对父母的感情很小就已形成。小时候，我和父亲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父女之情，甚至可以说，幼时父亲于我就像一个陌生人，仿佛我根本不认识他似的。后来自己年岁大了，为妻为母，方体会到我当时许多观念实在幼稚，可能甚伤父心。

　　那个时候正值二次大战期间，我虽只髫龄，己饱受战乱之苦，很自然的，我认为我这样受苦他应该负点责任。记得即使在我们生活优裕时，他也经常对我们讲说贫穷的苦恼，教练我们要节省用钱。母亲比他达观豪爽，这也许和她出身名门有关。

　　外祖父家里，很少讨论金钱这种小理，父亲则一生坎坷，经常为钱发愁，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将两人的观念拉近。父亲和我虽然不是非常亲近，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只不过表达方式比较特别罢了，也许他之所以不大愿意表露内心情感，为的是怕得不到回报或受拒。母亲和父亲的性格真是南辕北辙，我自小就常怀疑他们在一起是否快乐。

　　现在父亲和我的继母贝茜定居在加州碧埃蒙，我也关注他们。此外，我也趁此犹未太晚的时候，向他二老表达我的爱与关心。有时候，我也告诉父亲我多关心他，然而这并不太容易，爱的感情是如此强烈脆弱，有时很难将它诉之于言辞，而且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切言辞都是多余，所谓尽在不言中。

　　父亲老记着在特殊的日子打个电话来，比如说我的生日或感恩节等等，走到哪里，也不忘寄张小卡片，告诉我他爱我，也许他这样做，是想弥补我们之间那一段失去的岁月。但是，一心想取悦别人的人，却往往不知如何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父亲的悲哀，也是我的不幸。不过，虽然历经如许忧伤，我的小世界里，仍不乏爱的温馨。

　　外祖父和母亲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小时候我最敬爱他们。

　　重温旧梦在儿时记忆中，母亲是那样年轻漂亮，外祖父北平的深宅大院，和日后父亲外放时我们在国外的家，都因为有了她，而倍增光彩。

　　母亲在我心中就像一颗美好无疵的钻石，聪明美丽，从各个角度散发迷人的光芒，但是钻石冰凉坚硬，她却清新温柔如一朵出水芙蓉，在我心目中，她代表着“淑女”这个词真正的含义。

　　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是在极优裕的环境下长大，从小住的是轩门巨宅，用的是进口欧美家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国地毯，起居室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家规很严，吃晚饭时都需穿戴整齐如赴宴一般。阿姨舅舅每年和母亲同到欧洲旅行，他们接受东西合璧式的教育，我记得母亲精通多国语言，外祖父常说她该是家中的外交官。

　　就像许多大户人家的儿女，我小时候很少看见母亲，这情形尤以在当时人力充裕的国家为然。母亲社交活动频繁，都是需要花精神的，因此，她虽然爱儿女，却没有什么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住在北平外祖父家中的那几年，比我年长4岁的姐姐静宜早已上学堂，妹妹香莲比我小一岁，也和我玩不到一块儿，因此，多半时候，只有一屋子玩具和姨娘陪伴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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