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到美国(32)_赵元任

三二

　　我叙述在常州和南京读书的那几年，曾说我看西方小说中译本，大多在中国，出国之后，从未看过任何小说；惟我对于各种课外读物，以及到戏院观剧则颇有兴趣。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传”和福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传”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想要像他们那样生活。以后侯维兹教授介绍我看“奇异国”（Wonderland）丛书的奇妙世界，我被这些书吸引住，看上了瘾，没有几年，我便将加洛尔（Lewis Carroll）所写的两部名著译成中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1922年上海出版；《走到镜子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938年在上海出版。我常去看戏，但从未喜好过歌剧。我常常觉得在歌剧里，音乐搅扰了动作，动作又搅扰了音乐，可是爱好歌剧的人则觉得两者相辅相成。我喜欢看电影和话剧，像买“庆典音乐会”入场券一样，我也排队买罗伯森（Forbes Robertson）所写的《哈姆雷特》（Hamlet）话剧。我对戏剧兴趣这样浓厚以致加入中国学生戏剧活动，英文教授桑浦生（M．W．Sampson）曾指导我们演出邓桑尼爵士（LordDunsany）撰写的《失掉的帽子》（The Lost Hat）。我甚至试写剧本，那是一出独幕剧，名为《挂号信》（The Hang-Number Letter），大意是说明中国学生在美国讲英文的苦恼。这是我写的而在舞台上演的第一个剧本，谁系由学生主办。

　　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办《科学》月刊以后，需要远较严肃的写作。这个刊物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事业，值得在此叙述一下创办的经过。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记上写道：“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商讨组织科学社出版月刊事。”我们都用文言撰文，安排《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由朱少屏先生任总编辑。第一期于1915年1月出版，共一百廿一页，十一篇文章、科学消息和一件附录，即我作的《和平进行曲》。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以任鸿隽为会长，杨铨（杏佛）为编辑。因为这个月刊不似《东方杂志》那样大众化的刊物，我们得要用从奖学金中特别节省下来的钱，支持这个刊物。有一段时间，我以汤和苹果饼作午餐，以致得了营养不良症。可是不久，这个刊物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社，当其多数在美活跃会员毕业还国之后，科学社迁到上海，继续发扬光大，直到1950年左右，别的同类刊物使其无必要（如任鸿隽所说）倡导科学的重要性。

　　除了在上海出版《科学》外，我和中国的联系并不多，只经常和我堂表兄弟姊妹以及我最喜欢的姑母侬姑通信。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是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10月10日之后不久，同班同学王预叫住我说：“好消息！好消息！”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革命的事，我便提醒他在南京的时候，我们这些醉心革命的学生在追悼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奉命“举哀”之际，实际高声大笑，因为我们全跪在祭坛前，没有人能听出有何不同。那些年另一件重要大事是1914年的欧洲大战。我们并未认清那次战争的重要性，我在1914年7月31日的日记上只记“欧战迫近，何等荒谬！”继续忙于科学社开会等等。8月20日我记“见到飞机”，那些双翼飞机还不能用于作战。

　　除了编辑《科学》月刊等活动及听音乐会和看电影之外，在运动方面我也颇为活跃，中国学生很少有长的身高体壮足可加入美国队的，惟我们有自己的各项球队。“中国学生联盟”分东、西两部，东部包括中西部，每年夏季（有时还加冬季）举办一次讨论会，除讲演、音乐会及其他文化活动外，通常还有运动会。1913年8月25日，我获一英里竞走冠军，成绩是十分四秒，那时的世界纪录是九分钟。1915年我又获胜，成绩是九分五十一秒，惟1918年切除盲肠后，便未获胜过。

　　在康奈尔的中国以及美国学生在运动方面表现颇佳。我们不但每星期须有两次走或慢跑两三英里，且必须能游泳六十英尺方可毕业，就是每天在校园走上走下也算是一项运动，特别是冬天在一呎深的雪里跋涉。外国学生免除游泳的规定，但我仍然学会游泳。

　　溜冰是我们中国学生学习的另一项体育活动，琵琶湖（Beebe Lake）近在校园旁边。一种变态溜冰是从图书馆斜坡前冰冻的人行道上滑溜而下，学生多喜欢这么作。整个冬季，斜坡光滑如镜。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出事率极低。

　　尽管纽约州中区气候严寒，我感冒的次数反比平常减少。我住进学校疗养院只有一两次。我听从校医韦礼斯（T．W．Willis）的劝告，镶上假牙，使得我健康有了进步，也对我的心理发生有利的影响。如前文所述，我年轻时候跌掉两颗门牙，以后便羞于言笑，别的孩童常取笑我说：“谁拿走你的前门？”我讲话虽仍发音明晰，可是遇到f及唇音，我得以上唇盖住下齿，发出唇齿音，而非齿唇音。牙齿镶好之后，经过一段短时间才完全适应，我觉得我是一个勇敢的新人，完全具有面对世界的信心。（译者按：本文第二部分第三节谓系在上海装上义齿。）

　　我在绮色佳时常长程散步，最长的一次是和任鸿隽、杨铨、邹秉文及其他人，于1913年7月22日往返陶哈欧瀑布（Taughanough Falls），来回二十三英里。初到美国四年之间，我从未离开绮色佳，直到1914年7月4日，我才搭乘火车前往水牛城，参观设在尼加拉瀑布城（Niagara Falls）的晒待得小麦公司（Shredded Wheat Co．）。我既然开始旅行，在寒暑假期总要长途旅游，有一次曾远至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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