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94)

九四

　　第五章　鼓天下之气（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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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难得一遇的暖冬，年初的一天下午，天空中飘着牛毛细雨。只见一位手撑油布雨伞的青年人，快步走进了人迹稀疏的箭杆胡同。敲门时，年轻人发现，不远处有一双陌生的眼睛正狐疑地盯着他。

　　开门的陈独秀，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下巴上的那颗大痣。

　　“啊，是润之呀！真是难得的稀客。快请进。”

　　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保释在家养病的陈独秀，发现狱中生活使他憔淬了许多，头发又落了不少，前额更加突出。但凹在眉骨下的两眼还是乌黑发亮，挺有神气。

　　“什么时候来的？家里还好吗？”

　　陈独秀示意他坐在写字桌旁的木椅上。陈独秀的卧室不大，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两架书就把房间挤得满满的。

　　“才来几天，可惜母亲不久前去世了……”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逝世时才五十三岁，家莫时，他含泪写下了《奠母文》。从此后，他将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下，果断地抬起了头：

　　“先生关在监狱时，我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了一个近百人的团体进京请愿，要求驱逐段祺瑞的走狗——湖南军阀张敬尧！”

　　毛泽东欠身从布包里摸出几期《湘江评论》，递给了这位让他敬重的思想导师。

　　陈独秀接过杂志翻了翻，说：“适之和守常在《每周评论》上夸你文字写得好，就是讲这个吧？”

　　“那是两位先生客气了。”

　　《湘江评论》创刊于1919年的7月14日，在二、三、四期上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胡适看见后，当即在《每周评论》上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举旗人之一，胡适能这样评价一个外地年轻人，非常不容易。而李大钊更是旗帜鲜明地称赞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议论，在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趁毛泽东品茶时，陈独秀很快被创刊号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吸引住了。他快速地浏览起来，两眼闪射出愉悦的光芒。他真要好好感谢这位湖南人，在他危难之时，给了他有生以来最高的舆论评价。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了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
　　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了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有点不好意思了，只是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连声致谢。

　　毛泽东气宇轩昂地抬起头，余恨未消地说：“可惜只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这个反动军阀封掉了。所以我这次来京，一是要掀起驱张运动。专门在故宫附近租了一个叫‘福佑寺’的庙，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前日还在湖南会馆发起了旅京湘籍各界公民大会，有上千人参加呢。另外，就想来看望守常先生和您，讨教今后的救国之策。”

　　他已去看过李大钊，在这二十年代刚刚开始之际，他有许多的想法和冲动，急于向两位思想导师倾诉。

　　“快说来听听，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但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

　　陈独秀虽然刚虎口脱身，却斗志未泯，还增添了一种豁出去的热望。说来奇怪，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这些日子却常想到人生的价值，国家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话题，真正是四十而不惑了。

　　“我为什么写《民众的大联合》？因为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现在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和改造的方法，就是刻不容缓地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联合起来干什么，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然后要打破强权和专制，欧洲刚结束的这场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强权打倒了强权，结果仍然得到了强权。现在俄罗斯已经打倒了贵族，驱逐了富人，消灭了强权。我预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如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功，就是中国的民众大联合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因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敢说一句怪话，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国的改革，一定比任何民族更为彻底。中国的社会，一定比任何民族更为光明。陈先生，守常先生已和罗章龙、邓中夏在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想问你一句话，在中国如何发动阶级战争，推翻军阀统治？如何走俄国人的路？我们当前究竟应该如何行动啊？”

　　毛泽东终于激动了，英气逼人的大眼睛迷们地盯着陈独秀，渴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陈独秀一下窘住了，脸涨得通红。他仿佛看见了一个个性更为强悍的生命，在向他发问和挑战。他必须回答和思考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路究竟应该如何走？

　　可惜他暂时无法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但他不愧是位坦荡的真君子，用不无歉意的口吻真诚地说：

　　“润之，你的问题提得很及时。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应完全区别于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最近广东的陈炯明委托章士钊、汪静卫创办西南大学，他俩见我在京受人监视，难展宏图，邀我去一趟上海。孙中山也于去年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也想重振旗鼓。所以我最近想悄然去上海听听动静，顺便思考你提出的问题。相信我和守常，不久就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毛泽东走后，陈独秀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雨后初晴，空气格外清新。陈独秀的精神为之一振，毛泽东的到来，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这次见面使他对这位湖南人留下极好的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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