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93)

九三

　　“我看北京学界是否可以为她开一次追悼大会？让全国的有心之人都来敬仰怜惜她抗争的志气，研究和解决像她那样不幸的社会问题。”

　　《新青年》同人一致响应，并委托胡适具体筹办。

　　李超的追悼会成了本年度北京学界的又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十四人，先联名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追悼大会终于在小雪这天于女高师隆重召开，到会者达上千人之多，诗文挽章三百余份。会场中央挂着李超遗像，上题蔡元培“不可夺志”的横额。胡适以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者的地位，在那篇当场散发的《李超传》中，向整个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忘不了他激愤的声音：

　　“李超有钱而不能用，以致受尽了种种困苦艰难，以致于病，以致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蔡元培那天也发了言，心里满渗着悲凉。因为他在哀悼李超的同时，也在哀悼另一位朋友。刘师培终于在秋风秋雨中病逝了，一代国学大师只活了三十六岁，实在令人痛惜啊！记得那天他正在校长室欢送傅斯年、罗家伦和许德珩等毕业生去国外留学，这许德珩的出洋经费还是他托江西教育厅长许寿裳设法解决的。望着这些即将离他远去的学生，这些“五四”运动中的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哟。就在这时候，钱玄同脸色铁青地闯了进来，报告了这个噩耗。

　　刘师培是11月20日病死家中的，当时黄侃不巧去武昌处理私事，情急中何震只好请来了钱玄同。他临死的前一夜神志非常清醒，见钱玄同来到床前，脸上还露出一丝惨笑。他终于说出了压抑心头多日的肺腑之言：

　　“玄同，我要走了。谢谢你和……仲甫、蔡先生，对我的关照。有些话在临死前，还是说出来……痛快，你知道我是过来人，在中国，我算是最早研究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了……我觉得你和仲甫的文化观点……太偏激。仲甫的《文学革命论》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他几乎否定了包括汉赋。唐诗和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你还开口选学妖孽，闭口桐城谬种。而且只要谁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你和仲甫不懂国学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求救国之路，你们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想从全局上引进西方文化。你们可能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已不可能让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这观点我想也是对的。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大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二十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你一定要把我的话，转告蔡先生和仲甫。我相信他们……会听得进的……”

　　那天的钱玄同听得恍如五雷劈顶，只顾紧紧地拉住刘师培干枯的手，一句话都不敢解释。当他跑来告诉蔡元培时，蔡元培也感到很震惊。他沉思良久，才缓缓地抬起头问：

　　“申叔的话有理吗？”

　　钱玄同没有回答，只是面色悲恸地点了下头。

　　蔡元培终于长叹了一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

　　刘师培没有后代，更没有遗产，一生只留下七十四部国学专著。蔡元培亲自出面张罗丧事，他的生前好友，时任晋北代理镇守使和阎锡山公署参谋长的南桂馨，出钱购置了棺木并支付丧事的一切费用。黄侃一回京就披麻戴孝地赶来吊唁，跪在地上放声痛哭。刘师培的死，让他想起了颜回、韩非、贾谊等才子的早夭。并当即吟诗一首以示哀思：

　　夫子挺异质，运穷才则优。
　　名都富文藻，华宗绍儒修。

　　而何震却因丈夫去世后痛不欲生，没多久就神经错乱了。她常常会哭哭啼啼地来北大门口喊叫，找蔡先生，找陈独秀，要刘师培快点回家。每当这时，总是刘师培的弟子刘叔雅出来好言劝慰，默默地护送她回家。

　　她那凄凉的呼号，给1919年的岁末抹上了一笔沉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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