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73)

七三

　　“不是吹，写这种文字，只要我和玄同联手，真可谓天下无敌手也！”

　　蔡元培无奈地放下酒杯，客气地请三人入座，深思熟虑地说：

　　“既然由我而发，还是让我来回答吧。他信中的语气还算客气，我完全有把握说服他。”

　　钱玄同见他要摆出一副坐而论道的学究姿态，不禁着急起来：

　　“蔡先生，你别看他一口一声太史公，可他以清室举人自居，声称至死不改其操。还攻击宣传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并挖苦说，像这样，天津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做国文教授了。语言手段均卑劣之极，对这种文痞，惟有痛斥一法！”

　　蔡元培无奈地摆摆手，解释道：“各人都有各人的论战方法，但对我来说，辱骂和讽刺可能并不适宜呀！”

　　三位好斗之士终于走了，他也酒兴索然。干脆闭门谢客，伏案沉思，提笔一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他不仅是在回答林琴南的挑战，也是在回答几年来社会上各种旧势力对他和北大的攻击。在这封长信中，他一反林氏诬蔑谩骂的手法，以一贯来的谦和婉转而理足气刚的语句，逐条批驳林氏的攻击，并不时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林琴南进行反击。重申了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维护新文化运动的鲜明主张。

　　蔡的文章很快在《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在京城各界广为流传。

　　这天上午，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内，教授们正在议论此事。为人厚道的马幼渔感叹地对沈尹默和马叙伦说：

　　“蔡先生不愧为煌煌大德，连论战也以理服人，绝不以势压人。这篇大作，我建议编入文科教材，流芳百世，以正人心。”

　　沈尹默看了也连声叫绝，举起报纸说：“蔡先生还不愧是位雄辩家，你林野不是说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吗？且看蔡先生如何教训他。”

　　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好像平时在课堂上讲唐诗，引来了众人的兴趣。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日模范文，日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软？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狄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

　　沈尹默读得喉干舌燥，众人却听得扼腕赞叹。正当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时，忽听见门口传来一声怪叫：

　　“林琴南这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元培？我说他乱伦是有证据的，一是翻译《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公开宣扬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二是一区区举人，竟敢教训堂堂进士，这世道还有王法吗？我要亲手动笔帮蔡元培治治他，因为我也是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

　　众教授先是一愣，随即爆出一阵哄笑。辜鸿铭拖着长辫子刚跨出门，闻声又返回来瞪大眼睛说：

　　“我老辜说话从来算数，我现在就赶回去做文章。因为蔡元培在信中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刘师培正与黄侃在家谈经学，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了。他望着满地的药罐，哀叹自己天不假年，真快沦落到穷经皓首的境地了。他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询于黄侃。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说：

　　“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

　　黄侃这些天已完全以弟子自居，所以想笑也不敢笑。在当时的北大文科教员里，如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辜鸿铭应是第二。在他看来，这位国学大师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规矩，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而辜的字也是随意缺笔少点，正与刘的妄加速笔有异曲同工之妙。黄侃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大实话：

　　“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了。”

　　正在这时，何震面色惊慌地送来了几天的《公言报》，里面正好有林琴南和蔡元培的长信。刘师培一看林琴南将自己和黄侃说成《国故》月刊的总后台，北大旧派的总代表，不禁大惊失色。而蔡却在回信中为自己解脱，说他从不在课堂上讲复辟之事，又觉得无地自容。这如何是好呢？他急得虚火攻心，又剧烈地咳嗽起来。按黄侃的性格，本来是要帮林琴南叫骂一顿的。但见师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乱起来，又惟恐他急坏了身子，忙好声劝慰道：

　　“既然刘师不愿抛头露面，那就给报馆写个声明得了。”

　　“对！对！写个声明，我马上写。”刘师培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进了书房，给《公言报》写了封声明函：

　　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想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病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

　　当林琴南在寓所捧读登载蔡氏长信的报纸时，张厚载原以为他会暴跳如雷，一直小心翼翼地在旁侍候。没想到老先生看了却喟然长叹，先自己泄了元气。

　　他闭目沉思良久，觉得心头之气已消去大半。一是对方很给自己面子，开口我公，闭口我公，晓之以理，动之于情，真是谦谦有圣贤之仪也。二是对方尽管站在新派一边，但答辩却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从无半点胡搅乱缠的学霸气。而且，就是在答辩的同时，仍不忘旧谊，又主动来函请他和梁任公、章太炎一起为明遗老刘应秋文集作序，真是让他有点受宠若惊了。

　　林琴南终于长吁了一声，打算开始收兵了。

　　“蔡公不愧为仁义之人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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