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72)

七二

　　毛泽东深思熟虑地说：“我对我的祖国还了解得不够，我决心立足于土生土长的这片土地，把精力花在探求各种救国真理上。蔡先生！我在北大勤工俭学的半年里，思想和眼界都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我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参与了筹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认识了许多师长和进步学生。北大给我的精神财富，真是终生难忘呵！这次回湖南，我就打算用北大学会的方法，先创办一份刊物。就叫它《湘江评论》吧！有可能，我还想尝试办一所平民的自修大学。”

　　他因急于赶去理科聆听李大钊的演讲，只能匆匆地与这位困难时收留了他，又给他无穷精神力量的长者告别。当他沿杨柳依依的小路走出很远时，突然又回转了头。呵！慈祥的蔡先生仍站在原地凝视着自己。他感动地举起手掌，泪水模糊了眼帘。

　　李大钊像是专门为他送行似的，赶在今天为新闻和哲学两个研究会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当他走进理科第16教室时，教室里早挤满了人，台上传来了一个浑厚而有力的声音。他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心，又被那个饱含魅力的声音带到一个崭新的理想世界里。工农夺取政权，当家作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在中国还是想都不敢想的梦幻，而在邻国却已变成了事实。尼古拉二世被拖上了绞刑架，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终于在巴黎和会上率先宣告，结束沙俄时代在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知识界，为此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好感。

　　李大钊其实只长他四岁，但正是这位亦师亦友的人成了他最初的思想导师。在图书馆的半年里，他们常在空余时一起畅谈，多数是对方倾听自己讲述对社会，对人生和对学术的见解，并帮助解答一个个疑难问题。而每次交谈总是十分投机，都会有新的论题和新的收获。记得在一个难忘的冬日，谈话从下午延续到晚上，两人都忘记了吃饭。毛泽东第一次向他的先生畅谈了自己的身世，剖白了心路历程——

　　他说，他是一个在湖南闭塞的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虽然家境小康，但自幼劳动，亲眼目睹了农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以及长沙饥民暴动惨败的现实，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反叛思想。经过与父亲的斗争，直到十六岁才得以读完私塾。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师命难违，竟也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书是描写杀富济贫的《水浒传》。以后又立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誓言，抗拒了父亲安排的经商之路，先到湘乡读了半年“洋学”，开始接受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又来到长沙继续求学，武昌起义后立即剪去辫子，投笔从戎，当了半年湖南新军。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生性洒脱不羁，不愿受刻板的课堂规矩束缚，半年后退学，又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二十岁那年，考取了湖南第一师范，认识了杨昌济、徐特立等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但他仍然是个具有反叛性格的“特殊学生”，学习以自修和选修社会科学为主，对自然科学一点不感兴趣。前期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曾手抄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但他更喜欢参加社会活动，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被大家誉为“时事通”。他还创办过工人夜校，热心为失学工友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时，他带领同学们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以双关语谑称他为“毛奇”。他还喜欢漫游，搞社会调查。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的方式，不费一文钱，与好友周游了洞庭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创办了新民学会，在日记中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誓言。

　　记得李大钊当时就很震惊他的胆魄和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称赞他是湖南学生中的杰出领袖，已经具备了干大事业的良好素质。

　　师生分手的时间终于到了。当他随李大钊走进办公室时，李大钊意味深长地捧出早已备好的三本书，作为临别时的赠礼。

　　他激动地将手在长衫上擦了一下，接了过来。见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共产党宣言》节译本，还有一本是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

　　感情丰富的毛泽东顿时激情澎湃，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望着这位思想导师，感激地说：

　　“在北大我有两大收获，一是认识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先生，并通过您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二是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才干。这对我将来的人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

　　当他走出北大红楼，即将离开这新文化运动的腹地时，天上飘来迷濛的细雨。他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潜在的诗人气质，使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大舞台。走向一条职业革命家的崎岖之路。他再一次取消了出洋的打算，情急急地想赶回湖南，去实现自己的许多非常实际的构想。

　　8

　　当巴黎和会正进入艰苦的幕后外交和拉锯战时，北京学界却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林、蔡大战”。起因当然还是那位老朽林琴南，他又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那篇《致蔡鹤卿太史书》。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大直接进攻。而这份由安福系政客操纵的报纸，在登出林氏公开信同时，又加刊一则《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现状》的报道。说北大自从蔡元培当头后，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称他们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攻击新派的主张怪诞不经，无异于洪水猛兽云云。

　　历史决定了蔡元培必须无法回避地走向前台公开应战。

　　自上午开始，校长室里的来访者就络绎不绝。有同情的，有愤懑的，也有打圆场安慰几句的。直到学士居的小伙计，送来几样素菜时，耳根边才清静下来。他有些累了，拿出锡制酒壶，想独自喝上几盅。正在这时，陈独秀又领着钱玄同和刘半农闯了进来。

　　陈独秀橹起衣袖，手指着他的两位哼哈二将，袒露出一种草莽之气：

　　“蔡先生，想不到那位老朽还敢叫板。这事你不要管了，由我们几位帮你做掉他！”

　　刘半农也跃跃欲试，又想玩一回“双簧戏”过把瘾似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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