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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三


  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郎廷枢察知他们的反叛活动,当即抓住他的家人黄裁缝等四人前去本旗旗主告变。与他同时,周公直也来告密,他提供的情况更为严重:有三十余名生人集聚在他家,正在密谋。事关重大,宜速不宜迟。正黄旗都统图海、祖永烈等迅速点起官兵,亲自率领前去捕拿。他们包围了周公直的宅院。镶黄旗副都统纪哈里等也率官兵前来助剿。

  当密谋起事的陈益等人发觉被官兵包围时,已经无法逃出。陈益便放火拒捕,镶黄旗拜他喇布勒哈番鄂克孙首先冲入院内,大队官兵继进,经过短暂的战斗,将陈益等三十余人全部拿获,又进而广为搜捕,共捕获首要人员李株等及参与其事的达数百人之多,“首犯”杨起隆逃走。【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44,15~16页。】朝廷下令,立即关闭城门,严行搜查。城内百姓惊恐,流言四起,很多人准备搬到城外西山躲避。圣祖不得不下道谕旨,极力安抚百姓。【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45,4页。】

  圣祖责成刑部等衙门进行审讯。据被捕者供称:他们的人很多,额前都裹白布,身扎红带为标记,约定康熙十三年元旦之日在内城举事:趁各官员入朝时,“各杀其主”,被杀官员的官职即由该官的家奴充任。不料郎廷枢的家奴黄裁缝于夜间喝醉了酒,胡言乱语,走漏了机密。由于郎廷枢告密【《云南备征志》,“平定三逆述略”,卷20,20页。】,使这项计划流了产,为首的杨起隆被捕获后处死。如果这一计划实现,给清朝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圣祖感到后怕,他亲自过问和处理这一事件,必欲严惩首要分子。刑部领会圣祖意图,提出一份判决报告;拟将李株、黄裁缝等二百余人按“谋反律”凌迟处死(又称“寸磔”,即俗称“千刀万剐”),他们的亲属,自祖父以下,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还有叔伯兄弟之子,凡男的年十六岁以上者,都处以斩刑;男十五岁以下,及“本犯”的母女妻妾姊妹及财产都入官。【《清圣祖实录》,卷45,9页。】

  圣祖审核,改定:李株、黄裁缝等九人凌迟处死,蔡文以下一百九十四人改为斩头。他“不忍”株连过多,将“各犯”的家属亲戚,一律从宽处理,免罪释放,其家产也免入官。此事件牵连千余人,圣祖一概不予追究。【《清圣祖实录》,卷45:“黄裁缝等12人俱凌迟处死”,余犯改为“处斩”,并没有具体人数。《平定三逆方略》,卷1,20~21页:李株等9人凌迟处死,蔡文以下194人处斩。两书记载稍异,今从《平定三逆方略》】

  破获杨起隆于京中举事的密谋四个月后,即康熙十三年四月初,圣祖又得到了河北总兵官蔡禄密谋叛乱的紧急奏报。这一惊人信息,是安塘笔帖式向侍卫关保透露的。据他报告,河北总兵官蔡禄交通襄阳总兵官杨来嘉,策划起兵,谋应吴三桂。蔡禄与杨来嘉原是郑成功的裨将,成功去世后,他们率部投降清朝,特赐给左都督,从优提拔,出任河北总兵官。【(蒋氏)《东华录》,卷10,162页。】三桂在云南一起兵,他便着手准备发难。他制造鸟枪,购买骡马,与杨来嘉往来同谋。他命兵丁以捕鱼为名,身披铠甲而行,实则是军事演习,连当地百姓也觉察出他将谋反,都很害怕。这一情况,正巧被奉命前来出差的侍卫关保侦知,回京立即向圣祖报告。圣祖马上派遣内大臣阿密达领护军速赴蔡禄驻防地怀庆(河南沁阳),“详问蔡禄捕鱼之由”。次日,阿密达即率兵起行。【《平定三逆方略》,卷5,2~3页。】

  阿密达到达怀庆,蔡禄不出城迎接。入城后,阿密达直奔蔡禄衙署,他的部下施放箭矢、火炮抗拒。阿密达率部冲进衙署,将蔡禄父子及其侄儿蔡鼎席与同谋者一并擒获,于四月二十四日,押解北京。圣祖对此非常高兴,表扬阿密达说:“你此行不过十天,就办成了这件事,阻止了一场叛乱,朕深为欣慰。但人命至关,需审实罪由,方可正法,不要株连无辜。至于所获人口,可散给士卒,应重赏受伤人员,以示鼓励。”阿密达奉命审讯,获取了足够的证据。他们供认,曾几经派人与杨来嘉联络,谋划投靠三桂;还计划,如清兵来怀庆,关闭城门抗拒,突围往太行山据守。圣祖据此罪状,定成死罪,将蔡禄父子、侄儿和同谋者都处斩,其余“概不株连”。【《东华录》,卷10,163页。】河南怀庆地区紧靠畿辅,邻接秦、晋、齐、楚,属“四达”之地。蔡禄与杨来嘉相结,如“扑灭不早,则中州骚动,兵民为不宁矣”!圣祖夕发谕旨,即令速行,为内外所不知。阿密达突然至怀庆,又出蔡禄之不意,未等他部署抗拒,措手不及之际,就束手被擒,而“抚定其一军”,百姓无惶忧,“乱萌销遏”,从而“大江南北安堵如故”。【《平定三逆方略》,卷5,14~16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47,12~13页。】捉获蔡禄父子,也消除了清朝的一次政治危机。的确,自此事件后,在北京地区再没有发生叛乱的事件,这就保证了后方的安定,以便顾全力平息三桂的叛乱。

  京城内杨起隆与近畿辅地区蔡禄父子的两次谋叛事件,深深地震动了清朝统治集团,时时有一种危机感袭来,使它无法安枕。而这一切,都是吴三桂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危及到它的生存。圣祖和大臣们对三桂的痛恨有增无减。这种切腑之恨很快就转到了他的儿子吴应熊身上。杨起隆等人的活动,却使圣祖和他的阁臣们警觉起来,十分害怕再次发生这类事件。由此又想到了吴应熊留在京城,终究是个隐患,倘若他与其父暗通消息,危险会更大。

  此时,吴应熊已被拘禁。然而,鉴于杨起隆一伙敢在京城内起事,使朝廷很快意识到,应熊的存在,对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祸害。于是,便对他动了杀机,必欲除之而后安!三月九日,兵部尚书王熙上奏疏,“请诛逆子”,其奏文大略如下:

  逆贼吴三桂负恩反叛,肆虐滇黔,毒流蜀楚,散布伪札,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荆南,刻期进剿,元凶授首在指日间。独其逆子吴应熊,素凭势位,党羽众多,擅利散财,蓄养亡命,依附之辈,实繁有徒。今既被羁守,凡彼匪类,蔓引瓜连,但得一日偷生,岂肯甘心受死!即如种种流言,讹传不止,奸谋百出,未易固防。大寇在外,大恶在内,不早为果断,贻害非轻。为今之计,惟速将应熊正法,传旨湖南、四川诸处,老贼闻之,必且魂迷意乱,气阻神昏;群贼闻之,内失所援,自然解体;即兵士、百姓闻之,公义所激,勇气倍增。至应熊亲随人等,系累之中,益成死党,闻发刑部者不下五六百人。人众则难防,时久则易玩。速敕法司,讯别情罪,重者立决,次者分给各旗,消除内变之根源,扫荡逆贼之隐祸,洵今日第一要著也。【《庭闻录》,卷5,5~6页。】

  吴应熊是圣祖的姑父,为皇室外戚的直系亲属。王熙请杀应熊,实为国家安全计,否则,谁有胆量敢索要皇帝至亲人的命!他提出奏请,绝不是他一人的主张,可以说,代表了朝廷大臣们的普遍要求。圣祖明白,吴应熊问题的严重性质,他深体王熙等的奏请,忠诚可嘉,一心为国家,此中并无任何私人成见。所以,他一点也不怪罪他们。但要他下令处死自己的姑父,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且不说如何对得住列祖列宗,就是对自己的还年轻的姑母如何交代?处死应熊,让姑母守寡一辈子,让她承受巨大的痛苦,他这个当皇帝的亲侄儿,于心何忍!但应熊事关国家根本利害,又不能等闲视之。他在矛盾的心情中没有做出决定,他要反复考虑,才能从感情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但群臣的一再奏请,迫使他加快做出最后的裁决。

  继王熙之后,对朝政具有最高议决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完全支持他的意见,累次要求速将吴应熊正法。圣祖无法再拖延下去,他在要大清江山还是要吴应熊二者之间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同意将应熊处死。圣祖为此特下一道谕旨,说:“吴三桂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图不轨,自启衅端,藉请搬移,则行叛逆,煽乱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圣祖的愤恨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他又说下去:“朕思乱臣贼子,孽由自作,刑章具在,众论佥同,朕亦不得而典贷之也。”他本想照廷议,将吴应熊及其诸子吴世霖等人都凌迟处死,但又想到吴应熊久在京师入侍,不忍心加以残酷刑法,予以宽大处理,只将应熊与长子世霖绞死,其余诸幼子免死,没入官,其他有关重要人犯,分别正法。还有一些有牵连的,只要能宽大的,圣祖都尽量予以宽大不究。【《清圣祖实录》,卷47,6~7页。】在圣祖思想深处,不能不虑及应熊毕竟是他的姑父,处死他们父子,他的心情不会是平静的,他的姑母更不会无动于衷。但他仍为国家根本利益计,只能大义灭亲,承受感情的痛苦了。他这样做了,还要向全国公布,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也是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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