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101)_李治亭

一〇一

　　有一儒生，曾上书三桂，对他改年号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应奉明朝为宜，仍称前朝所封“平西伯”，有鉴于以往的教训，宜应“缟素待罪，以告天下”，那么，忠臣义士谁不倾心于复明的事业！而今义旗一举，便自视为“开国”，建立新朝，岂不是瓦解天下人之心！自此，人们看清王的志向不在复明，有谁还能随从你呢？【《庭闻录》，卷5，4页。】

　　从1644年清军入关，夺占北京，明朝亡国，至三桂叛清，刚好30年；如从永历帝被擒，南明覆亡，也只有10余年。明朝的遗老大都健在，明亡时20岁前后的人，到这时，也不过三四十岁。他们对前朝的事记忆犹新，仍抱有怀恋之情，特别是那些曾同明朝共命运的人，其怀恋的感情怕是更深沉、更强烈，复明的愿望尚未泯灭。一旦有机会，这些人毫不迟疑地参加反清复明的斗争。就大多数百姓而言，他们出于汉民族的自尊心，不愿意接受一个异民族的统治。因此，打出复明的旗号可能更有号召力，也符合人们的普遍愿望。但是，三桂集团的大多数人的想法并非如此，他们自恃武力，急欲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代新王朝，一跃而成为开国勋臣，宁肯拥戴三桂为新君，却不愿再立明朝的旧名号。三桂则惧于以往效忠清朝、绞杀明朝无法向天下人交代，不如创立新朝。这位儒生建言，让他公开坦诚地表示悔罪，求得天下人的谅解，大事可成。三桂做不到这一点，因而对其建言置之不理。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下半年，吴三桂聘请原明朝少卿李长祥，待之宾礼，向他询问方略。长祥说：“赶快改定为大明名号，以收拢人心，立怀宗（明崇祯帝）后裔，以鼓舞忠义。”三桂把长祥的话拿来向方光琛和胡国柱征求意见。他们坚决反对，说：“当初项羽立义帝后，又把他给杀了，反而动了天下之兵；而今天下在王（三桂）掌握之中，他日又置怀宗后裔于何地呢！”说来说去，他们就是要建自己的一代王朝，与其后来把所立明朝后裔杀掉篡位，倒不如现在干脆就不打明朝的旗号，立自己的名号，才名正言顺。他们也自恃天下已在掌握之中，用不着再打已故明朝的名号为自己壮声势。三桂在这个问题上，确无自己的肯定性意见，不过是大家怎么说就怎么办。方、胡是三桂的重要谋士和智囊人物，他们一言既出，就马上影响到三桂，他也就无意更改名号。长祥一看，三桂不为他的话所动，自感心冷，一揖而别，离开了三桂。

　　三桂抛弃明朝旗号，自立周王，这在原明朝的部分士大夫中引起了消极反响，甚至把他看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篡逆者。三桂很希望得到这部分人的支持，可是他们纷纷远走，不愿跟他合作。三桂曾派人秘密到徽州，聘请谢四新出山相助。四新辞不赴命，答诗一首，转给三桂。诗写道：

　　李陵心事久风尘，
　　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
　　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
　　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
　　那堪思子又思亲。

　　三桂读了诗，不禁怒骂：“真是薄福小人！”

　　【以上见《平吴录》，7页。】

　　三桂自立年号，已引起了争议，这首诗就反映了原明朝的士大夫阶层为之切齿。就是在响应他叛乱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中，也产生了不满情绪。朝鲜李氏王朝对此也十分关注。据出使北京的朝鲜副护军俞场说：“三桂之拥立朱氏子孙，虽未见文报，人多言之，而亦未能详也。”【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3993~3994页。】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反映当时人们颇希望立明后裔的心理。但三桂并不在乎这些，他以为夺天下的，不是靠一个空头名号，而是要靠自己的实力。他坚持走自己的路！

　　三桂轻而易举地夺得了云贵两省，是进献给他称“周王”的一份厚礼。云贵是他巩固的根据地，他没有必要久留于此，便毫不迟疑地率主力北上。先遣马宝、吴国柱等由贵州进逼湖南；令王屏藩进川，再逼陕西。马宝所部经镇远，由此进入湖南境内，抵清浪卫，逼近沅州（湖南芷江）。此处是贵州进入湖南的要地。在此之前，湖广总督蔡毓荣曾派彝陵总兵官徐治都、永州总兵李芝兰等率兵应援，但两部兵迟迟未到。沅州只有总兵崔世录一人防守，圣祖紧急指示，要桑峨领兵疾赴沅州，协同固守。吴军进展迅速，没等桑峨援兵到，已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沅州，该城总兵官崔世录被俘，澧州（澧县）与辰州（沅陵）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清圣祖实录》，卷45，7页。】

　　吴军的迅猛攻势，吓得清官兵胆战心惊，闻风而逃。驻防长沙的偏沅巡抚卢震为保性命，擅自放弃守土之责，当吴军还远在沅州一带，他竟丢弃长沙于不顾，逃往岳州去了。圣祖闻讯大怒，下令逮拿卢震治罪。同时，他马上想到“武昌重地，不可不予为防守”，特命都统觉罗朱满领兵速往武昌，“保固地方”，倘吴兵众多，不得轻战；如吴兵不来，可于岳州（岳阳市）以北，选“水路要地驻防”。【《清圣祖实录》，卷45，11~12页。】在圣祖的严督下，清兵向荆州集结，前锋统领硕岱部于康熙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抵达荆州，护军统领伊尔度齐兵、护军统领额司泰兵分别于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前后到达荆州。【《清圣祖实录》，卷46，3~4页。】二月初六日，又有都统觉罗巴尔布兵抵达荆州。【《清圣祖实录》，卷46，7页。】接着，圣祖命令他们拨出部分兵力，加强常德（今仍名）的防御。卢震虽然潜逃，长沙尚在清兵之手。圣祖很重视长沙，他认为长沙是“武昌咽喉之地，又为武冈（今仍名）、宝庆（邵阳）州郡水陆要途，且壤连粤西”，要他们速进驻长沙。【《清圣祖实录》，卷46，4~5页。】

　　吴三桂于正月十二日离贵阳，二十日至镇远，督令将士继续北进，指示总兵官杨宝应进攻常德。他的父亲杨遇明正住在城内。杨氏是锦州人，与三桂是故交。他官至明守备而降清，先授予山东莱州游击，以军功升至副将。顺治十二年，升任湖广常德镇总兵官。康熙元年，调到广东新安镇，很快又提升为广东提督。九年五月，以年老退休，在常德安家。杨宝应在三桂藩下，曾任云南知府，三桂起兵，授予总兵官，奉命率部直取常德。【《逆臣传·杨遇明传》，卷2，3页。】其父杨遇明为内应，将常德攻陷，知府翁应兆投降，清兵逃窜。【《清圣祖实录》，卷46，6页。】

　　二月初八日，三桂命夏国相率部夺取了常德以北的澧州。没有经过战斗，吴兵到时，城内清兵献城易帜，变成吴军之一部。清将提督桑峨、总兵官周邦宁率部从常德还至澧州城外，见吴军容甚盛，自感一旅“孤军不能迎敌”，“不得不退回荆州”，向朝廷告急，请求“大兵星驰”赴援。【《清圣祖实录》，卷46，7页。】

　　继澧州失守，吴将张国柱率部攻陷衡州（衡阳市），然后进据长沙。原来，偏沅巡抚卢震逃走后，长沙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留下守城，吴军已近在咫尺，全城人心惶惶，官兵已无心守城。圣祖命吏兵两部传达他对长沙地区文武各官的指示：“逆贼吴三桂虚声恫吓，以致巡抚卢震弃地潜逃，已行拏究。湖南文武各官仍能保百姓，固守地方，允称尽职，事平之日，从优加典。”【《平定三逆方略》，卷3，1页。】但是，援军迟迟没来，当地军民无心固守。守城将黄正卿、陈武衡不想为清朝效力，连同部属和城池都献给了吴军。【《清圣祖实录》，卷46，8页。】长沙之失，失在清援军行动迟缓，畏缩不前。当圣祖遣派都统觉罗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尔度齐等率部至荆州时，常德、澧州尚未失陷，如按圣祖指令，兵马稍事休息，即迅速渡江，赶赴常、澧，当不致很快失陷。但他们到达荆州后，却“迟迟不前”，给吴军造成了有利时机，长沙空虚，无须进攻，守将就献城投降了，所属兵船皆归吴军所有。三桂的大将张国柱与夏国相进驻长沙。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水陆之冲”，两城一失，“全楚之势”都转到了吴军方面。【《平定三逆方略》，卷3，3~4页。参见《逆臣传·张国柱传》，卷2，2~3页。】

　　吴三桂于二月间，“日夜兼程，突逼（辰州）城下”，守城的清“士卒解体，孤城无援”，辰州一鼓而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385号。】至二三月之交，亲至常德、澧州等处督战，“兵锋甚锐”。【《云南备征志》，卷20，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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