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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饮酒》之六云: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苛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
  咄咄俗中愚,且当以黄绮。”

  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是非混淆难以分辨,而人们判断是非常常是捕风捉影,誉毁都是人云亦云,只有那些通达明理的人才不管别人的议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代,而商山四皓都能特立独行。

  诗人托三季言晋末,流露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和对是非不分的俗论的厌弃,也不想在俗世中惹事生非,而决心追随商山四皓,洁身自好,以实际行动体现“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的豁达高标姿态。

  《饮酒》之七写诗人采菊就酒服食。“泛此忘忧物,还我遗世情。”先一杯接一杯,后来就倾壶而饮,酒至酣处,便“啸傲东轩下”,放任之态跃然纸上。

  诗人爱菊,不止在它可以益寿延年,更在服食它的傲霜真气。

  《饮酒》之八借孤松为自己写照。赋主体精神于形似之物,再以物与人之神似而喻人,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傲世独立之情,于咏松中尽现。

  《饮酒》之九通过一位农夫与诗人的对答表现了诗人的心态。“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忙乱之中上下衣都穿颠倒了,富有生趣。“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桨远见侯,疑我与时乖。”好心的农夫提着酒来看望诗人,怪他与世不合:“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这么劝过诗人的好心人必然很多,当然话是转化为诗人的诗句的。“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意出《楚辞·渔夫》:“世人皆浊,何不屈其泥而扬其波?”衣衫褴褛守穷庐,诗人未必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他仍坚决地回答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生就的脾性,很少能与世人合得来,仕固然可学,可以努力改变自己,适应别人,但屈曲个性违背本心不是糊涂吗?

  诗人在这里不只是自我标榜,更是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打算改变己意。次年,即义熙末年,官府征诗人为著作佐郎,诗人坚辞不受,可见“吾驾不可回”不为虚语。

  《饮酒》之十回顾“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仕游历程,恍然明白,“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实在不值,自己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所以“息驾归闲居”。那么言外之意是否是隐居才为名计,是传名的良策呢?诗人未必没有这种念头,但其主要意旨还是在于对竭尽全力只能求得一饱的仕途生活的否定。

  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弃官闲居,并非是以隐居另寻求名之计。

  《饮酒》之十一对颜回、荣启期这些贤德之士“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的遭际深深同情,无限感慨,他们的幸福并不在身后之名,而在于虽然枯槁亦能称心,正因看得明白,诗人才认为“称心固为好”,而努力从贫苦中寻找自适、幸福的感觉。

  《饮酒》之十二又引长公和仲理的事迹来印证自己的心态。长公即西汉人张挚,一度为官,因生性刚直而去职,从此隐居不出。仲理即东汉人杨伦,据《后汉书·儒林传》载,杨伦初为郡文学掾,因“志乖于时”,“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征命。

  “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从这些人身上,诗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的身世就是自己身世的印证。每个人都需要肯定,这种肯定往往不是来自某些客观的标准,而是来自外界的评价。与自己心性、作为、遭际相同的人,他们和自己都未必正确,未必幸福,但他们本身就是自己正确的认定,自觉幸福的印证。因为有人先己而行,有人与己暗合,所以诗人才能“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才能“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饮酒》之十三由醒者醉者彼此不能沟通的现象说明醉者大势了然,世事通达而醒者“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徒然自缚的实质,坚持自己长年独醉的处世态度。“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醒者终日小心翼翼是多么愚蠢,醉者放达不羁方为明智。

  长年独醉,正是“世人皆醉而我独醒。”这固然有些偏颇,但更见出诗人心意之坚定。

  《饮酒》之十四写诗人与友人聚饮之乐。“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醉态可掬,“不觉知有我,要知物为贵?”于饮中抛却尘世纷争,摆脱利禄之心。

  这才算是得了酒中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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