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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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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绘画都不知不觉反映出一种思想。国画中不知不觉表现出天人合一、宇宙生命一统、人类只是渺小过客的观念,由此看来,所谓写意的国画,无论画的是一竿修竹、一组怪石、山中烟雨或水上雪飞都是泛神爱的表现。苏轼在朋友家的墙壁上画了一幅竹石,曾写诗为记。他的诗很清楚地描绘出画家物我合一的态度。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搓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 诗画合一,可谓珠联璧合。因画作诗,可互为生色,而诗中如画,又是一种境界。 醉落魄·离京口作 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 孤城回望苍烟合。 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 巾偏扇坠藤床滑,觉来幽梦无人说,此生飘荡何时歇? 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 这首小词,表现的是酒醒后突然涌上心头的瞬间感受。 月色微微,云彩轻轻,是二更了吧?词人从沉醉中醒来,听着咿咿呀呀的摇橹声,船家告诉他,刚开船呢。从船舱中往回望,只见孤城笼罩在一片烟雾迷蒙之中。这一切仿佛在做梦一样。只记得饮酒高歌时的情景,怎么又回到船上来了呢?真是月朦胧,云朦胧,孤城朦胧,人的意识也朦胧。一切都融化在轻柔朦胧的月色之中了。景和情的和谐,巧妙地烘出了醉醒后的心理状态。 下半阙紧接上半阙,描写醉后的形态:头巾歪在一边,扇子坠落在舱板上,藤床分外滑腻,仿佛连身子也挂不住似的。中国画讲究传神,中国诗也讲究传神。“巾偏扇坠藤床滑”,短短七个字,就将醉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世上有晋身之道,也有自退之道,苏轼专门从事于后者。现在苏轼不追求政事,却为政界所追逐,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王安石当权,他在政界失败还不为奇,他自己的党人得势,他仍然“不成功”,可就令人吃惊了。苏轼向来不是好党人,因为他做人的格调太高。同党当道,他自己又享盛名和高位,连太后都佩服他,他却一直想放弃这个受人羡妒的官职。 他没有立刻如愿,不过凡是知道苏轼脾气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不会永留政坛。延年术的第一道法则就是避免一切情绪干扰,而苏轼对政坛他所谓的“奸小之境“却有不少情绪的纷争。政治游戏,他缺乏跻身公卿的决心,如果他个性稍微改一改,升官并非难事,他身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有机会和皇族亲近,只要他有心玩一手,凭他的智慧一定可以大大成功,但是这不合他的本性。 宋朝的官制特别容易造成党争。虽然元丰元年(1078年)朝廷曾改组官制,简化官制,仍然没有专责的宰相一职。内阁的连带责任并无明文规定,好让宰相和阁员成为一体。 官场之争有游戏规则,不幸苏轼并非遵守这些规则的典型,几年内他触犯了每一道作官成功的规则。 朝云的儿子出世,他曾写出下列的愿望:“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小孩子夭折,没有机会实现父亲的愿望。 苏轼逃避政治,政治却在追逐他。他和司马光意见不合,但是他到京师半年,司马光就去世了。苏轼陷入显赫遭忌的地位。不久风暴向他袭来,朝廷的争斗立刻以他为中心。到了次年一月,有几十篇表状攻击他。司马光一死,政党就形成了——有理学家为首的“河北派”、“河南派”,和苏轼为首的“四川派”。 由记载和苏轼的退意来判断,他根本不知道“四川派”是什么意思。但是政敌不放过他,一心要与他狠斗。 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中到元祐二年(1087年)一月十一日,朝廷收到四五篇弹劾苏轼的状子,一月十二日太后命朝臣不要再进言。那批人抗命,于次日又上表论奏。苏轼不想答辩,却四度上表请求离京。十六日太后在朝臣面前为苏轼辩护,甚至有意于处罚弹劾苏轼的人。 这时苏轼决定不求外放,要为这件事争斗到底。 一月十七日他写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皇帝,点明立场,责备政客小人。他维护允许意见不一的原则,他说:“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对国家并没有好处。 君主和大臣应该互相提供意见,如果百官唯唯诺诺,就变成孔子所谓“足以丧邦”的跟屁虫了。然后他举出他和司马光对征兵问题的异议,他们看法不同,却尊重彼此的意见。现在司马光去世,这批人遵行他的政策,一心只想顺从君主。事实上,他认为司马光并不要求别人永远顺从他的意见,太后也不希望大家惟命是从。 最后朝廷在二十三日下令苏轼留任原职。二十七日,弹劾苏轼的官吏被赦免。 苏轼进退两难。太后支持他,政敌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丢尽面子,他只好留任原职。为了报答太后的鸿恩,他决心更坦白、更直率,提出别人不敢说的意见。 此后的两年中,他上交了不少策论和表状,争取能解决一些问题。议论发表得越多,他的反对派们自然越忌恨他,苏轼如同置身蛇窝中,一再请求之下,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十一日终于如愿以偿,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兵浙西。浙西太守可以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 临行八十三岁的老臣文彦博特地来送他,劝他不要乱写诗。苏轼已经跨在马上,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有一大堆人正等着要替我做注解呢!” 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苏轼抵达杭州,担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四岁。他弟弟苏辙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封翰林学士,那年冬天苏辙出使契丹,历时四个月。 苏轼运用太后的赏识,埋头苦干,足足一年半时间,他甚至无暇翻书。他要求朝廷拨款从事重要的改革,完成了供水系统、医院等公共健康和卫生措施,疏通盐道,重整西湖,平抑粮价,不顾朝廷和邻近各省官吏的漠视,一个人热心赈灾。 太守官署在杭州市中心,但苏轼经常在葛岭寿星院一栋幽静的小屋内办公,他在寒碧轩或雨奇轩内看公文,雨奇轩因他的西湖诗中“山色空濛雨亦奇”一句而得名。有些时候,他会去离城十余里的高山上办公,他叫随员带着旗帜和雨具走钱塘门,自己和一两个保镖乘船由涌金门穿过湖泊向西走,在普安寺用餐后,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一边谈笑一边完成当天的工作,批决公文“落笔如风雨”,办完事和僚属喝一杯,傍晚再骑马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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