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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第三五章 问难苍天 莅临罗渊

  放逐以来,屈原的性格是极其随和的,有事无事总是找农民渔夫闲谈聊天,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民众中间,仿佛自己是鱼,百姓是水,离开百姓须臾便难以生存。他的性格开朗、活泼、乐观,但却绝不轻浮,虽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忧郁和愤懑,但总将苦涩埋藏于心底,只要与民众在一起,便以和颜悦色待人,谈笑风生相处。他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尤长管弦丝竹,因而常常给贫困愁苦的乡邻带来几分欢娱和喜悦。博古通今,深明事理,能言善辩,是屈原的重要特点之一,因而乡邻们最爱聚拢在他的身边,询长问短,以长见识。他总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从不使大家失望。

  然而,自从写完了《哀郢》和《怀沙》之后,屈原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仿佛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他沉默寡言,终日不说一句话,连女儿小媭有事找他商议,他都赖得答腔。他整日呆坐,望着屋顶出神,傻愣愣的,似已灵魂出窃。他经常不饮不食,饭端上来了,女儿盛一碗递到他的手里,劝他进餐用膳,他捧碗在手,机械麻木似的吃着,常常忘记了咀嚼,不知道钳菜,或者哆哆嗦嗦地伸筷钳菜,筷子掉到了盘碗里。他整夜整夜地坐在如豆的油灯下冥思苦想,面无表情,两眼失神,困倦已极,便曲肱而枕,合衣而寝。他变得孤僻起来,喜欢独处,很少与外人接触和来往,连翁老汉来找,他都极力回避。除了茅屋中呆坐,庭院中踱步,便是独自一人出门。出门后,他漫无目的地四处徜徉,人们热情地跟他打着招呼,他只是毫无表情地点点头,极少答言,更无攀谈。

  有时他循汨罗江岸前进,走得很远很远;有时他在玉笥山的密林中转悠,攀上玉笥山顶眺望;有时他到渡船亭侧去看人来人往,仿佛欲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寻找着什么,探讨着什么;有时他到那个夜诵《离骚》的高阜去伫立呆望,似乎是在等候远去归来的亲人;有时他会借一只小船,独自一人地到江上去,不扬帆,不划桨,任其自由飘荡。他的行为失去了理智的控制与支配,天黑了,起风了,下雨了,他不知还家,每每需要人们去四处寻找。

  屈原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在乡邻们心灵的水面上投下了一块重石,激起了朵朵浪花,有人在骂国君昏聩不明,不辨忠奸;有的在骂奸佞小人弄权误国,残害忠良;有的在骂天不公,地不平,致使阴阳易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坏人跋扈,好人遭殃;更多的则是在为三闾大夫的健康担忧。大家心里清楚,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对屈原的摧残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这是无论谁都难以承受的,但是,造成三闾大夫如此精神恍惚的主要和根本的原因,不是他个人的遭遇如何不幸,而是国家的即将危亡和人民就要面临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屈原关心百姓,百姓也最理解屈原。自然,最忧心如焚的还是小媭姑娘。

  休看屈原身为尊长,但却很听女儿小媭的话。出于爱和希望,为了照顾小媭的情绪,他每每极力克制着自己,委屈求全,况且小媭的一言一行,对父亲的每一个约束和要求,无不是崇敬爱戴与关切的体现。然而这一次不行了,小媭磨破了嘴皮,软磨破泡,使出浑身的解数,终不见有多少效验,弄得她明里暗里不知为父亲流了多少泪。她知道,这一打击非同寻常,真害怕父亲会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由抑郁而痴呆,而疯癫,而……她不敢再想下去,因为父亲醒里梦里总念念不忘那个彭咸……

  应该承认,由于国破家亡的沉重打击,屈原的心思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悲痛,更加激愤,更加沉重,然而他不仅十分理智,而且异常清醒。上述种种现象,绝非其性格的突然变化,而是在专心致志地沉下心去思考问题,思考天地,思考历史,思考现实,思考人生,思考自己所走过的坎坷历程。经过这段让人忧虑的认真思考,他颇有些大澈大悟,对以往的执着追求开始怀疑,对以往坚定不移的信念开始动摇,对以往所受的蒙骗和痴迷开始省悟,他在重新认识茫茫寰宇中的一切,包括自己本身在内。

  放逐江南之前,特别是流浪汉北以前,屈原对“天”坚信不移,认为它公正无私,专门扶持道德高尚的人,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赞颂的那样:“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上天对一切都公正无私,见有德的人就给予扶持,只有古代圣哲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然而,看看楚国活生生的现实,看看自己的悲惨遭遇,看看当今天下大势,屈原不能不对上述观点发生怀疑,不能不对“天”有所义愤和问难。自己洁身自好,握瑾怀瑜,为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安宁幸福,对内力主变法改革,对外首倡联齐抗秦,为达此目的,夜以继日地操劳,东西南北地奔波,上顾不得赡养尊长,下顾不得关照妻小,做了一个不孝不义之人,结果又是如何呢?是被罢官撤职,是流浪汉北,是放逐江南,吃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受尽了风霜雨雪之罪,荒僻、鸷禽、猛兽、饥饿、困苦、死亡常与自己相伴,而以靳尚为代表的奸佞群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暴秦,以换取金银珠宝和巨额贿赂,中饱私囊,结果却甚得昏君的赏识与器重,把持国权和朝政,葬送了祖国的前程和命运,将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如此皇天,这难道是公正无私的吗?前边交代过,屈原初来南阳里游凤凰山上的一座“王庙”,问卜于太卜郑詹尹,受前庭两厢壁画及其题铭的刺激和启发,就已经在仰天发问了,并着手构思《天问》这首诗。倘说那时屈原对天地、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的怀疑还是隐隐约约的,那么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后,国破家亡、生灵涂炭血淋淋的现实,使得他幻想破灭,希望成灰,能够沉下心来,冷静而客观地思考天地人间的诸多问题,大胆地怀疑,勇敢地否定,毫不留情地批判,于是一首光辉的诗篇《天问》便应运而生了。

  天问,就是屈原对于客观世界一切不可解、不合理的现象的问难,正如郭沫若所说:“是屈原把自己对于自然和历史的批判,采用问难的方式提出。”①

  ①引自郭沫若 《屈原赋今译》。

  在中国古代,认为天意是通过人意来体现,并且对人间万事负责。人间不平是天道不公的证明,不问天,问哪个!到了屈原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天”这个词已经很抽象、很概括而又很笼统,很模糊,它综合了天体、天象、天文诸蕴含在内的自然界以及自然影响下的人事。它不仅是自然,而且是“超自然”(尽管“天”已决不仅仅是人格化的“上帝”或“天老爷”);不仅仅是实体、存在,而且也包括天道、天意、天命,所以《天问》也广涉人事。

  先秦时代宇宙观最重要的内涵是以“人”为本位的“天人以和”思想。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天”和“天命”的存在,然而“天命”却一定要通过“人”或“人事”来实现。屈原在《离骚》中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左传》僖公五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意思完全一致。它并没有彻底抛弃天命论,然而却是一种人为本位的、与“人和主义”相结合的“有限天命论”。既然天命通过人事来体现,那么遇到困难灾厄应该责之于“人事”,而不是单纯的听天由命。“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用礼义适应自然规律就吉,不用礼义适应自然规律就凶。能加强生产事业而又节约用度,那么天就不能使你贫困;养生既然周备,劳动又适合时宜,那么天就不能使你困厄;依着规律去做而没有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你遇到什么灾祸)。”①

  ①引自荀子《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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