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传(60)_曹尧德

六〇

　　屈原又是微微一笑，但这次不是苦涩的，而是自信的，笑过之后说道：“勿需南后提醒，屈平虽愚，但却微有自知之明，今日来此，并非归家，而是清点书籍简牍与个人器物，一会便有人来搬回橘园。至于先前碧霞进京下榻于此，那是南后之苦心安排，却之不恭，非僭越之举……”

　　“不，不，不！”南后打断了屈原的话解释说，“左徒且莫误会，本后之意是说，既知此非左徒所居之所，何不改左徒为太师，这样以来，岂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闻听此言，屈原的头“轰”的一声胀大若斗，浑身的每一根神经霎时绷得紧紧，脑海里在构筑警惕的防线，以故作思忖的神态来掩饰心中的慌乱，半天才明知故问道：“南后之言令微臣莫名其妙，祈请明示！”

　　“休在本后面前装聋作傻！”南后满脸阴沉，一张瓜子脸拉得有尺半长，她既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吞吐其词，而是一字一句，字字千钧地说道：“屈左徒现为子兰之恩师，废横而立子兰为太子，岂不就是当朝太师吗？”

　　南后既将观点亮明，屈原倒反变得沉着稳健起来，他既不笑，也不语，仿佛正在深思熟虑，以决定进退取舍。南后借此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太子横怎样图谋不规，如何阴谋杀父篡位，怀王正恨太子入骨髓，倘此刻屈原能够首先提出废立之事，便是作了顺水人情，不久，这令尹的宝座就由他来稳坐。令尹兼太师，权莫大焉……

　　屈原依然沉默，他倒剪双手在室内踱步，仿佛很难下决心似的。南后一声呼唤，两位宫娥应声拥门而入，各自手托硕大的银盘，陈于屈原面前。盘中尽是珍宝，光闪闪，金灿灿，湿乎乎，温润润，清风习习，异香阵阵，此乃楚之镇国之宝，它们是通天犀、鸡骇犀、夜光璧、明月珠、和氏璧、白珩、方府金、珠玑、犀象、隐形伞、朱鹜、茹黄狗、铁肠兔、康王谷、采菱械，样样天下无双，件件价值连城。南后表示，只要屈原肯助其废横而立子兰，她便择其中数件相赠，作为酬劳。

　　面对这些天下奇珍异宝，屈原不为所动，他睬也不睬，看也不看，淡淡地一笑说：“恕微臣不能从命，废立乃国之大事，需由大王裁决定夺，岂是一介腐儒所能左右！”说完向南后深施一礼，扬长而去了。

　　屈原离去了，南后被愣怔怔地塑在那里，脸上无一点血色，没有一丝表情，显得是那么尴尬，那么孤独，那么冷清，那样可怜。不知站了多久，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这是愤怒的笑声，发泄的笑声，报复的笑声，反目的笑声，只笑得天阴地晦，阴风劲吹，只笑得江水混浊，万木枯萎……

　　第一八章　博览群书　深入圜土①

　　①圜（ｙｕáｎ）土：监狱。

　　在楚国，怀王任用屈原进行变法改革，是从具体到整体逐步推进的，从具体内容看，变法大致包括：限制贵族特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奖励战斗有功者，加强国防力量；大力发展工农商业；反对纵横游说之士；举贤授能，明君贤臣以推行“美政”；联齐抗秦，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统一的宏图。在这些具体的变法改革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包括流血牺牲，人头落地。倘说楚之变法改革是一叶风帆，这船是在狂风巨浪中颠簸前进的；倘说这是一乘战车，这战车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辗转而前的；倘说这是一位行僧，这行僧是在荆棘丛生的林莽中艰难跋涉的。

　　虽然如此，荆楚毕竟是在发展，是在前进，新法相继出台，国势日趋强盛，六国于郢都歃血为盟，共推怀王为盟长，在华夏史上，怀王第一个统率山东六国之兵伐秦，这便是标志。为了尽早实现“统一天下”的愿望，楚需要制定一部国家根本大法，这便是《宪令》，以《宪令》来规范其他具体法律，同时《宪令》亦是其他法律的依据。屈原向怀王提出了这一问题，怀王不仅欣然同意，而且大加赞赏，就将草拟《宪令》的任务交给了屈原。屈原唯唯受命，似乎这是他责无旁贷的义务。

　　怀王再三强调，《宪令》乃国之机密，在诏示天下之前，不得泄露于任何人。屈原亦有这个愿望，万一不慎，泄露一二，靳尚一伙顽固派必千方百计地予以破坏——君臣相得，英雄所见略同。

　　任何战争，都是以大大小小无数个战斗和战役组成，倘说屈原以前所拟之法旨在抢占制高点，消灭小股敌人，那么这次拟订《宪令》则是攻坚战，要将敌军主力围而歼之，因而怀王与屈原都十分重视，不敢有丝毫马虎与掉以轻心。屈原重新封闭了橘园，将自己禁锢于书斋之内，他整日埋身于书山简海之中——食于斯，睡于斯，工作于斯，不分晨昏昼夜，一味只在攻读笔耕，饿极了，啃几口干粮；困极了，曲肱而枕，伏案而眠，一任面容憔悴，脱皮掉肉，全然不顾……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早在虞夏时期，便孕育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禹会诸侯于涂山（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东岸），执玉帛者万国。”①“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后至而禹斩之。”②

　　夏初曾将其统治地区划为“九州”，设置了“九牧”，管理“九州”居民，并铸九鼎，以象征其统治。“夏后氏官百”③，有六卿、庖正、车正等官；并有司法机关和监狱（“圜土”）。此外，夏朝实行贡赋和捐税制度，所谓“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关于华夏法律起始的具体时间，一些古书说：尧时“伯夷降典（法也），折（服也）民惟刑。”④意即将原来的习惯转变为规范，服（断）民以法。又说舜曾命皋陶为司法官，以“五刑”镇服“猾（乱）夏”的外族和“寇贼奸宄ｇｕǐ”的活动⑤。

　　“夏有乱政（指平民、奴隶的反抗和奴隶主贵族间的倾轧），而作禹刑（可能以禹命名的夏朝刑法的总称）。”⑥据说：禹亦命皋陶为司法官。皋陶造律（法），定有“昏（‘恶而掠美’）、墨（‘贪以败官’）、贼（‘杀人不忌’）、杀”等刑名。

　　“夏刑三千条”⑦（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墨各千）。另一种说法，禹打败三苗后，采用了五虐之刑惩治不听其命令的苗民。五虐之刑为劓、刵（截耳，一说为刖）、椓（去势，同宫刑）、黥。

　　①《左传·哀公七年》。
　　②《韩非子·饰邪》。
　　③《礼记·明堂位》。
　　④《尚书·吕刑》。
　　⑤《尚书·舜典》。
　　⑥《左传·昭公六年》。
　　⑦《尚书·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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