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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四月二十三日,太宗大封他的臣属,先封他的诸兄弟子侄:大贝勒代善位列第一,封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低一级,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以下再低一级,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按以上等级,分赐银两。外藩蒙古贝勒也按亲王、郡王等级分别敕封。二十七日,敕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时称“三顺王”,是汉官中最高的封号。他们的部下也都论功封赏。

  清太宗即位典礼,从全部礼仪的形式上看,基本上是仿照汉制礼仪,但在内容上已带有满族生活的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太宗自始至终坚持满、汉、蒙古三位一体,推选他们的代表给他上尊号,同时又以满、汉、蒙古三种文字书写表文,这反映了清太宗是多么重视各民族的巩固的联合!这种做法,是历代王朝所不曾有过的事。汉族封建统治者不管是新建王朝,还是后世子孙继承皇位,都摒弃少数民族于宫墙之外,即使如辽、金、元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又多取排斥汉族的政策。

  太宗一反他们的片面做法,极为重视满族同汉、蒙古等民族的密切合作,使之成为他立国的一块基石。即位典礼是这一方针的又一次生动的体现。顺便指出,这次即位典礼,前后持续二十余天,耗费了大量的钱物。从仪式所需的各种设备,到皇帝、百官制作的礼服、仪仗;从各色祭品,到赏给诸贝勒及百官的银两物品,所费银两不下十余万!不言而喻,太宗和他的家族及百官从即位活动中得到的欢乐,恰是建筑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

  4.2,巩固皇权

  一、抑权贵扫积弊

  随着后金迅速发展,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包括满洲、蒙古、汉官在内的一大批新贵。他们在对明朝、蒙古、朝鲜及其他民族的征战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又靠军功从汗(皇帝)那里获取了大量赏赐。他们与太祖创业时期的旧贵族便构成了后金(清)统治阶级中的上层统治集团。这些人既富且贵,不仅分掌国家政权,而且在经济上处于极为优厚的地位。随着权力的扩大,财富的聚集,他们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一改原先山涧水涯的那种落后的生活处境,深为这里的繁华富庶所吸引,他们开始接受甚至模仿明朝官僚地主的奢侈腐化的生活,追求享乐、贪图安逸的思想严重滋长。

  有一次,多铎的哥哥多尔衮带兵出征,照例太宗和大臣出城送行,而多铎懒得出门,便假托躲避天花病不送,在家与妓女鼓丝欢歌,身穿“优人”的衣服,学“博粉”之态,寻欢作乐【《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曾因病在家调养一段时间,等病愈以后,仍迟迟不上衙门办事。时值八月盛夏,原来他怕天热,就推说病没好,在家闲居逸乐【《清太宗实录》,卷65,35~36页。】

  此类事甚多,就是在前线营帐内,也找来“优人”吹弹歌舞【《清太宗实录》,卷61,26页。】。一个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是,太祖刚去世,还在服丧期间,太宗和他的哥哥代善尚守“孝道”,在家素服含悲俯首独坐,默哀其父,但努尔哈赤的另两个儿子莽古尔泰、德格类和女儿莽古济却在家穿戴盛装,大摆筵席,吃喝玩乐,招来女乐吹拉弹唱,德格类坐在炕的右边弹筝唱和,玩得十分痛快,脸上毫无悲戚之容。仅此一例就足以反映这批正处在上升时期的新老权贵们的精神面貌了。他们一方面压榨剥削处于奴隶地位的广大阿哈包衣;一方面又不断扩大自己的特权,用各种手段掠取不义之财。新老权贵的势力急剧膨胀,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分散汗(皇帝)的权力,而经济上无休止的兼并和垄断财物,则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这种状况,不仅妨碍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而且完全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需要,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

  太宗目睹这些权贵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高度的警觉。为了把父亲的事业进行下去,他经常训诫诸王贝勒,晓以大义。崇德二年(1637年)六月,一天,太宗把他们召到跟前,以一年前征朝鲜为例,批评他们抢夺财物。他说:“去年朝鲜之役,军中甚无纪律,见利当前,竟忘国法。我一再申饬你们,并非我想自己取用。如今,凡钱财牲畜诸物无所不备,不可胜用,为什么还不知足?你们并不是不害怕我的禁令,但黩货心切,往往藐视禁令而不顾,实在可恨!其不知财货乃身外之物,多藏无益。即便不义而富,能有不死之术而使自己永久享用吗?太祖时代的大臣,活到现在的有几人?

  这就是说,人的一生如寄身于天地间这个大旅馆里,何必为自己过多营谋?子孙如果贤能,则自会显达;子孙愚昧无知,你们即使留下很多的产业又有什么用?根本的问题,是要奋力立功,树立好名誉,使你们的勋绩遗留给后世,这才是最为可贵的。古语云:天有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圣人’统治。所以春季是管生的,万物繁荣;夏季是管长的,万物长成;秋季是管杀的,万物充足;冬季是管收藏的,万物肃静。‘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莫进而争,莫退而逊。’照此道理治国,则与天地之道相合。

  从今以后,你们勿得贪图财物,各宜竭尽忠诚,勤于国事,朝廷上下和熙,那么,你们的勋名长保,使子孙永远保持而不改变,这岂不是桩美事吗【《清太宗实录》,卷36,12~13页。】!”

  清太祖时期,陆续制定了一些制度和规定,但国家体制很不完备,太宗即位以后,又补充制定有关规章制度。然而,已经制定的制度出现了不能严格执行的问题。这主要是诸王贝勒还不习惯于依法行事,往往凭借自己的权势“越分妄行”。例如,各旗主的护卫人数,或多或少,都未有定额。因此,牛录中有才能的人都被诸王贝勒挑选去当护卫,使得牛录这一层组织人数不足,力量削弱。太宗为限制诸王贝勒的特权,对此作出如下规定:每一牛录可用“执事”四人、每一旗选用护卫二十人。居于显赫地位的代善却带头违章,在定额之外多选护卫十二人,还向户部参政恩克说:太宗所选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二十名之外。代善敢和太宗攀比,说明在他的心目中还没有把太宗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太宗知道了这件事,在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召集诸王贝勒文武群臣当众斥责代善,质问他:“你查查我所管的两黄旗(正黄旗、镶黄旗)的名册里,是否有多选侍卫的事?”说着,太宗命他的左右侍卫都站出来,用手指着他们说:“我的侍卫四十人,还是太祖在世时给的,他们都是免役的人,他们有的是我的叔伯兄弟之子,有的是蒙古贝子的儿子,有的是官员之子,也有的是我的包衣之子,凡应役的,我一个都没选用。”经过当场查对,太宗的侍卫不但没有多选,而且还不够定额。太宗接着说:“你们都看到了吧?还不够定额,哪来的多余呢?凡黜陟予夺大权都在我手,我想干什么还怕你们吗?代善无端怀疑,所以才叫你们都看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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