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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他还向统兵将领交代政策:攻战时,要首先向当地人讲清楚我与他们本一族之人,今日到此,特为我皇上替你们详细开导。对俘虏,要温语安抚慰问,饮食好坏,要同甘共苦。如果这样做,就会消除他们的怀疑和畏惧的心理,必然归服。最后,他指示对已归顺的屯寨,不得对他们有一点侵扰,可以让他们留守故土【《清太宗实录》,卷21,15页。】

  这时,恰巧有黑龙江呼儿哈部夏姓武因屯长喀拜、库尔木图屯长郭尔敦、纳屯一人来沈阳朝贡。太宗把他们召到宫中,赏赐一顿酒食,之后,给他们任务:随大军返回黑龙江,充任向导,道路、方向以及各屯寨,都要指示明白。喀拜等回答说:遵旨照办。

  霸奇兰、萨穆什喀率军经由科尔沁所属锡伯族的居地绰尔门(即绰尔城,今黑龙江泰来北)【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科尔沁”;《清太宗实录》,卷21,15页。】北行,直抵黑龙江沿岸约当黑龙江城(瑷珲)北,自精奇里江下游至注入黑龙江的乌鲁苏河湾一带为虎尔哈部。【见阿南惟敬:《清の太宗の黑龙江について》、《战迹舆图》第5排之3-4。】。此次出师,专“征黑龙江未服之地”【《东华录》,天聪八年十二月。】,有向导引路,进展顺利。第二年初春,他们就派遣兵部启心郎额色黑和伊木布疾驰沈阳报捷;收服编户壮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包括老少妇女人口,总计七千三百余人,获马八百五十六匹、牛五百四十三头,各种珍贵毛皮三千一百四十余张【《清太宗实录》,卷23,7页。】。太宗非常高兴,指令贝勒阿巴泰率众官前往蒲河山冈(沈阳东北蒲河)迎接,就地宰十头牛、二百只羊,犒赏出征将士。

  五月六日,太宗率百官召见刚刚凯旋归来的官兵和归附的呼尔哈人。他坐在龙椅上,对出征的将士们说;“大臣们出征辛苦了!我愿抱见为首两大臣霸奇兰、萨穆什喀。”两人听到召唤,忙从班列中站出来,走到太宗面前跪下叩头,上前搂抱,太宗也迎上前,分别搂抱了两人。然后,霸奇兰两人又一一与诸贝勒抱见。出征大臣谒见完了,随军归附的二千余名呼尔哈人一齐跪下叩头,谒见太宗,还有刚到沈阳朝贡的索伦部首领巴尔达奇和他的兄弟及随从人员三十人也参加了谒见。这巨大的胜利,众多的呼尔哈人归附,使太宗大为高兴,他传令归附的呼尔哈人举行射箭比赛,优者给奖。较射结束,太宗设宴招待出征的功臣将领和呼尔哈人头目,他手捧金杯向霸奇兰、萨穆什喀进酒【《满文旧档》,天聪九年五月。】

  霸奇兰等这次率师进兵故乡,没有大的战斗,“尽克其地”,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显见他们执行了太宗的政策,才产生了积极作用。太宗对此很满意,高度评价霸奇兰等所立下的功勋,自他以下数十人都给予提升重用。对于所有归顺的人全部编为民户,分给房屋、田地、衣食、器具等物【《清太宗实录》,卷23,9~10页。】

  日本学者阿南惟敬指出:“可以认为,天聪八年清太宗征服虎尔哈是清朝对黑龙江的最初用兵,这比俄国的玻雅科夫出现在黑龙江早了约十年。”【《清の太宗の黑龙江について》按:玻雅科夫作为沙俄首批入侵者,其侵略我国黑龙江上游地区是在1643年。】无论是从漫长的历史,还是从清太宗统一黑龙江的事实,都证明黑龙江北岸至外兴安岭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历代王朝包括后金(清)从来就是这一广大地区的最早的合法“经营者”(阿南惟敬语)。这是一个科学的,也是公正的论断。

  第四章 崇德时期的大清帝

  4.1,大清皇帝第一人

  一、上尊号称帝

  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征察哈尔大军携林丹汗的后妃及其子额哲凯旋回沈。强悍的察哈尔部从此灭亡,难以驾驭的漠南蒙古终归统一,这是皇太极取得的又一巨大成就。数年前,与明朝交好的朝鲜“称弟纳贡”,三大敌国如今只剩下惟一的明朝,整个形势使后金变得光彩夺目,前程似锦。还有一件大喜事,简直使皇太极和他的诸贝勒大臣欣喜欲狂:这次出征意外地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在皇太极看来,它同平服林丹汗同样是有重大意义。照他们解释,传国玉玺落入太宗之手,意味着“天命”归金,上天已经允许太宗为天下命世之君。因此诸贝勒大臣为获得这件国宝,纷纷上表恭贺欢呼。于是一个新的意念产生了:后金国汗上皇帝的尊号,顺天应人,即皇帝宝座。

  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做出决议,命文馆儒臣希福、刚林、罗硕,礼部启心郎祁充格代表他们给太宗上尊号:“今察哈尔汗的太子投降了,又获得了历代皇帝传国的玉玺,天助的象征已经出现,请汗应‘天命’,定尊号。”太宗说:“现在,周围诸国虽然投降,又获得玉玺,但大业未成。成大业前,若先受尊号,恐怕天以为非。比如我考虑晋升某一个贤者,若这人不等晋升,便妄自尊大,那么我就认为不对。”

  去年,诸贝勒大臣曾劝太宗即皇帝位,他本人没有同意,这次又明言谢绝。诸贝勒大臣反复上奏,太宗仍旧不同意。他的侄儿礼部承政萨哈廉看破了他的心事,便再派希福、刚林、罗硕、祁充格向太宗报告说:“汗不受尊号,过失全在我们诸贝勒,因为我们不修养各自身心,不为汗主尽忠信,不行仁义,所以请汗上尊号,汗拒绝不受。如果说贝勒全是忠信,那么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为何犯上作乱呢?现在,诸贝勒都表示立誓言做出保证,修身谨慎行事,以尽臣道,汗受尊号,才是恰当的。如今,获得玉玺,诸部归服,天意已明。如果不知天命,不受尊号,恐怕天反倒为非。”太宗听了这番话,十分高兴,称赞说:“萨哈廉这样启发,我心里高兴。这话一是为我,二是也为先父创立的基业。诸贝勒如能各修其身,那时我再考虑是不是受尊号。”【《汉译〈满文旧档〉》,158页。】

  太宗并非一定不受尊号,他担心诸贝勒是否真心诚意,拥戴他在称号上更上一层楼。三年后,他在一次训诫群臣的讲话中才说出当时的想法。他说:“昔尔等欲上朕尊号时,朕深知尔等所行如此,是以固辞不受,谓国中有心怀嫉妒的不良之人,尔等皆以身任之,以为断无此事,于是始受尊号。”【《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

  太宗的这个心事当即就被聪明的萨哈廉给说破,他马上改变主意,表示可以考虑。但他还不放心,还要征求汉官们的意见。当天晚上,他令希福、刚林、罗硕集合汉官,传达他的谕旨:“诸贝勒说要定尊号,但我认为大业未成,天象不明,受尊号未必合适,所以我真心拒绝。”汉官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梁正大、齐国儒、杨方兴等劝说:人要随从天象行事,获得玉玺,各处归服,人心归顺,这本来就是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是非常恰当的。

  第二天,萨哈廉立刻召集诸贝勒,说:各贝勒都立誓言,各修自身,给汗上尊号。诸贝勒闻听此言,很快把自己的誓词写成书面报告,送交太宗审阅。他将每个人的誓词看了一遍,指示说:“大贝勒(代善)年老了,可免去立誓,萨哈廉正在病中,等病好了,再立誓。其他诸贝勒的誓词中,不要写以前没有悖逆的话,要立誓今后以忠信为生,勤于政事,保证不向闲散无权的大臣、自己的部属和妻子谈论国家机密政事,如有心怀恶意,言不由衷,也应遭谴责,难免有死祸,即使如此,我也是很痛惜的。”代善心绪不安地说:“汗考虑我年老,恐怕我触犯誓词而死,这是对我的恩爱。但我若不与诸贝勒一起立誓,怎么能吃得下一碗饭呢?怎能安居呢?如果汗不让我参与政事,我能违背汗的意思吗?我不愿免去我的立誓。虽然我愚笨、健忘,但我立了誓言,就会把国家政事拴在心上,不会被汗谴责。”太宗说:“如果应该让你参与政事,怎能把你抛在一边?我是念你年老,才劝你免誓。你愿意和诸贝勒一块儿立誓,那就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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