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58)

五八

　　太宗看了奏报，十分兴奋。为此，他带诸贝勒大臣出沈阳城远迎凯旋大军。九月五日，他渡过辽河，当晚抵阳石木河岸驻营，第二天，在这里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欢迎仪式：太宗领诸贝勒大臣与凯旋归来的多尔衮等将领，在新筑的坛上设黄案，焚香拜天，然后回到御座，多尔衮等举案献传国玉玺，由正黄旗大臣纳穆泰、镶黄旗大臣图尔格接过，群臣一齐跪下。太宗的帐篷前黄案上摆着香炉，数支香放出缕缕青烟，轻盈盈地飘向天空。太宗从两大臣手捧的几案上接过玉玺，双手捧着，率众再向“天”跪拜行礼。

　　这一套神乎其神的仪式举行完毕，出征将领依次与太宗行见面礼。继之是额哲率察哈尔诸大臣远远跪拜，稍前再拜一次，再到太宗面前跪拜，行满族的抱见礼。最后是宴会，气氛由庄严、肃穆转为轻松、欢快。宴后，太宗赏赐额哲极为丰厚，还把自己的女儿固伦公主许配他为妻。第二年，额哲被首批封为外藩亲王，“位冠四十五旗贝勒之上”【福格：《听雨丛谈》，卷2，“蒙古”。】。跟额哲一块归附的大小首领数百人，也给予数量繁多的各种赏赐。

　　太宗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实则是接受察哈尔部归服的受降仪式。昔日为敌近二十年的察哈尔举国归降，实为重大历史事件。太宗庄严接受历代传国玉玺，不仅象征着他已成为蒙古的合法统治者，而且是“一统万年之端也”【《皇朝开国方略》，卷20。】。从此，更加坚信“天命”已归后金，这种信念无疑增强了他们的进取精神，去夺取新的胜利。

　　三、漠南蒙古归一统

　　清太宗三次用兵察哈尔，实际上是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战争。彻底孤立、众叛亲离的林丹汗不敢交锋，闻风就逃，直至败殁于万里他乡。强大的察哈尔部灭亡，统一的障碍顿时消除，在广阔的漠南蒙古不再存有与后金为敌的对手了。于是，分裂的漠南蒙古重新获得统一，归服于后金政权的管辖之下。

　　历史证明，单靠军事征服和镇压并不是真正的统一。太宗从一开始就避免单纯使用武力，他也不满足于以前仅仅依靠的会盟仪式和誓言，而是用法律、制度来约束蒙古诸部，行使他的中央集权。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太宗敕谕归顺的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悉遵我国制”【《东华录》，天聪三年正月。】。把后金的政治制度陆续向归服的蒙古各部推行，使之政治上整齐划一，这是实现政治上统一的一项重要内容。

　　天聪八年，太宗利用外藩蒙古来沈阳朝贺元旦的机会，进一步提出：“不遵我国制度者俱罪之。”【《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他深知“蒙古诸部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因此，他具体地帮助他们制定法律条文，不断充实法律的内容。例如，他规定：凡蒙古王公贵族夺有夫之妇，配予他人的，罚五十匹马、五十峰骆驼；娶纳此妇者，罚七九之数给原夫；凡奸拐有夫之妇逃离本主者，男女俱论死，家产给原夫。各贝勒王公不查处，罚马五十匹、骆驼五峰【《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

　　军事上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制定了更为细致的条文。天聪三年三月，太宗遣阿什达尔汉出使各归顺的蒙古部落，申定军令：“尔等既皆归顺，凡遇出师期约，宜各踊跃争赴，协力从心……我兵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事务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百、驼十，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百、驼十。若往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壮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千、驼百。于相约之地，则行掳掠者，罚马百、驼十。”【《清太宗实录》，卷5，11页。】

　　最重的处罚，是处以死刑。只有对叛变者才实行这种惩处。天聪八年五月，科尔沁部噶尔珠、塞特尔、海赖、布颜代等几个头目诡称往索伦部取贡赋，率本部众叛逃。太宗根据“法律所载，叛者必诛”的规定，指令土谢图济农遣兵追捕斩首。他执行了这一命令，将他们捕获后斩首【《东华录》，天聪八年五月。】。十月，太宗派阿什达尔汉等到外藩蒙古各部落宣布“钦定法令”【《东华录》，天聪八年十月。】。虽然文献没有详载这个法令的具体条文，但可以肯定，它包括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命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尼堪，会同都察院承政、国舅阿什达尔汉，蒙古衙门承政、塔布囊达雅齐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地，清查户口，编制牛录，会同外藩蒙古王公一起审罪犯，颁布法律，禁止奸盗【《清太宗实录》，卷31，16页。】。太宗还经常派大臣到蒙古各地视察和处理蒙古事务，监督各王公贵族执行中央政令的情况，充分行使国家主权。法律、政令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太宗以法令加以约束，从而保证了对蒙古的政治上的统一。

　　长期以来，漠南蒙古内乱不已，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各部蒙古贵族相互争夺牧场、居民和财富。太宗洞悉这种情况，决定严格划定各部牧地疆界，分定人口，从根本上消除纷争，维护中央的集中与统一。天聪八年十月，阿什达尔汉、达雅齐两人奉命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地方，会同各部落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划牧地”，“分给蒙古诸贝勒”。分定之后，严禁各部互相兼并、争夺，规定如有越过别人的疆界，“坐以侵犯之罪”。至于往来驻牧，必须彼此会齐，同时移动，不许零乱参差不齐。

　　疆界划分后，又“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敖汉一千八百户、奈曼一千四百户、巴林塞特尔八百户、满珠习礼八百户、达尔汉巴图鲁、土巴二千四百五十户、内齐、土巴济农二千户、四子部落土门达尔汉二千户、塔赖达尔汉、车根塞冷三千户、杜棱济农二千户、东戴青二千户，共计二万五千二百余户。最后，会审有关出征违令或犯有其他罪过的蒙古贝勒，一一定罪处理，经太宗审核，本着“外藩从宽”的原则，都从轻处分【《清太宗实录》，卷21，2~6页。】。

　　太宗加强对蒙古的统治，另一项重要的措施，是在组织上，仿照满洲八旗制，编立蒙古八旗。努尔哈赤时期，参加后金政权的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汉人都比较少，尚无必要单独立旗，他们分别被编为牛录，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中。太宗即位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蒙古人归附后金日见增多，蒙古牛录进一步扩大，进而编为蒙古旗。编旗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但《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已有关于蒙古二旗的记载。这一年，太宗率大军进关伐明，除满洲八旗，还有“蒙古二旗”参加了这次军事远征【《清太宗实录》，卷5，38页。】。由此可知，天聪三年，或稍前，已经成立了蒙古二旗，当时称为“蒙古右营”和“蒙古左营”。天聪八年，将蒙古右营改称为“右翼兵”，左营为“左翼兵”【《清太宗实录》，卷1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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